菲奥娜住在父母家里，就在她和格兰特上大学的城市。那是间大房子，可以望见海湾，在格兰特看来，显得豪华而凌乱，地毯在地板上拱着，杯底在桌子的漆面上留下了印子。她母亲是冰岛人——是个有权势的女人，有着泡沫般的白发和愤愤不平的极左派的政治观念。父亲是个重要的心脏病专家，在医院德高望重，在家里快乐地服从，带着漫不经心的微笑听奇怪的长篇大论。各种各样的人，不论富有或贫寒，都在发表这些言论，来来去去，不断地争辩，协商，有时还带外国口音。菲奥娜有自己的小车和一堆开司米羊毛衫，但是她没有参加女生联谊会，她家里的这些活动很可能就是原因所在。

    她倒不是在乎这个。联谊会对她来说就是玩笑，政治也是一样，尽管她喜欢放《四位起义将领》那张唱片，如果她想让某些客人感到紧张，有时也会放《国际歌》，音量放得很高。有个表情忧郁的鬈发外国人在追求她——她说他是西哥特人——还有两三个很受尊敬、心神不安的年轻实习生也在追求她。她拿他们开玩笑，也拿格兰特开玩笑。她会怪模怪样地重复他们的乡下话。他认为她向他求婚或许也是个玩笑，那是在一个寒冷晴朗的日子，在斯坦利港的海滨。沙子吹打着他们的脸，海浪把一堆堆碎石推到他们脚下。

    “你觉得好玩吗——”菲奥娜叫喊着，“你觉得我们结婚会好玩吗？”

    他接受了她的求婚，是的。他永远也不想离开她。她朝气勃勃，迸发着生命的火花。

    就在他们离开家前，菲奥娜注意到了厨房地上的印子，是她那天早些时候穿的便宜的黑色居家鞋留下的。

    “我以为不会有了。”她有点气恼和迷惑地说，一边擦着灰色的印子，看起来像是用油腻的蜡笔涂的。

    她说她以后不用再做这个了，因为她没带那双鞋。

    “我想我整日都会穿戴整齐，”她说，“或者半整齐，有点像是在酒店里。”

    她洗了刚用过的抹布，挂在门内水池下的架子上，然后穿上金棕色毛领滑雪夹克，里面是高领毛衣和定做的淡黄褐色宽松裤。她个高肩窄，虽是古稀之年，但依然挺拔，整洁漂亮，长腿长脚，纤细的手腕和脚踝，还有那小得几乎显得有点滑稽的耳朵。她的头发是乳草绒般的浅色，已经从淡金色变成了白色，格兰特没有注意是什么时候变的，她还披在肩上，像她母亲一样。（格兰特自己的母亲为此感到有点吃惊，她是小镇上的寡妇，在医院做接待员。菲奥娜的母亲留着长长的白发，这甚至比房子的状况更能向她传达，对于态度和政治观点她所需要知道的一切。）

    除此之外，菲奥娜骨骼小巧，蓝宝石般的小眼睛完全不像她母亲。她的嘴微微翘起，现在她涂了口红来突出自己的嘴唇——这通常是离开家前做的最后一件事。今天她像极了自己——坦率而茫然，甜美而讽刺。

    一年多以前，格兰特开始注意到，家里贴满了黄色的便条。那完全不是什么新鲜事。她总是把东西写下来——收音机里提到的书名，当天一定要做的工作，甚至早上的行程也要写下来——他发现时间安排得十分准确、神秘而感人。

    7：00，瑜伽。7：30～7：45，刷牙洗脸梳头。7：45～8：15，散步。8：15，和格兰特共进早餐。

    新的便条内容不太一样。贴在厨房的抽屉上——餐具，擦碟的干布，刀。难道她就不能打开抽屉看看里面放的是什么吗？他想起战争期间在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巡逻的德国士兵的故事。一些捷克人告诉他，每条巡逻狗都戴着“猎狗”的标志。为什么？捷克人问，为什么？德国人说，因为那就是条猎狗。

    他正要讲给菲奥娜听，然后又想到还是不讲为好。他们总是会因为同样的事情而大笑，但是假如这次她不笑呢？

    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