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与潮流抗衡，仿佛在其他角落，在卧室，在黑暗的阳台上演的一幕幕只不过是幼稚的喜剧，仿佛纯朴就是时尚，而沉默就是福祉。

    “噢，呸，”菲奥娜说，“那个年龄的女孩总是谈论如何自杀。”

    但是光听她这么说是不够的——事实上，这让他很恐惧。他担心菲奥娜是错的，某件恐怖的事情已经发生，他看到了她看不到的东西——黑色的环在变粗，收拢，绕住他的气管，笼罩在房间顶上。

    他把自己从梦中拖出来，开始理清真实和虚幻。

    曾经有过一封信，还有“老鼠”这个词用黑油漆写在他办公室的门上，菲奥娜得知一个女孩因为苦恋他而痛苦万分，就说了和梦中类似的话。同事没有搅和进来，黑色长袍的女人没有出现在教室里，也没有人自杀。格兰特的名誉没有受损，事实上，想到几年后可能发生的事情，他算是轻易脱身了。但是有谣言流传开来。人们对他的冷淡和轻蔑变得很露骨了。他们没收到什么圣诞晚会的邀请，新年是独自度过的。格兰特喝醉了，没有人逼他——谢天谢地，也没有犯认罪的错误——他向菲奥娜许诺了新的生活。

    那时他感到的耻辱是被愚弄的耻辱，是对正在发生的变化一无所知的耻辱。没有一个女人让他意识到这一点。过去的改变是，很多女人一下子都唾手可得了——或者他是那么感觉的——现在是新的改变，她们说发生的事和原先设想的完全不一样。她们因为无助和迷惑而联合起来，她们被整个事件伤害了，而不是因此感到开心。甚至她们采取主动时，也只是因为形势对她们不利。

    没人会承认玩弄女性的人（如果格兰特不得不那样称呼自己的话——和梦中责骂他的男人相比，他连一半的战利品或情感纠纷都没有）的生活中会有善意、慷慨甚至牺牲的行为。也许一开始没有，但是至少在事情进行的过程中会有。很多次为了迎合女人的骄傲和脆弱，他献出了更多的爱——或更强烈的激情——比任何他真正感受到的爱都要多，以至于他发现，自己面对的对是伤害、利用和摧毁自尊等罪名的控诉。还有欺骗菲奥娜的罪名——他当然是欺骗了她——但是，像其他人对待妻子那样离开她，真的会更好吗？

    他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事。尽管其他地方有令人不安的要求，他从来都没有停止与菲奥娜做爱。他从来没有一个晚上不是和她在一起。没有为了在旧金山或马尼图林岛的帐篷里过周末而精心编造的故事。他麻醉剂用得很少，也不多喝酒，继续发表论文，为委员会工作，事业进展顺利。他从来没有想到要抛弃工作和婚姻，到乡下去做木工或是养蜜蜂。

    但是那样的事毕竟还是发生了。他提早退休，退休金便缩了水。在他的大房子里独自度过了一段茫然困惑而恬淡寡欲的日子后，他那个心脏病专家岳父终于溘然辞世。菲奥娜继承了财产和一座位于乔治亚湾附近乡间的农庄，她父亲就是在那儿长大的。她放弃了志愿者服务医院协调员的工作（在那个日常生活的世界里，就像她说的，实际上人们的麻烦与吸毒、性或知识分子之间的口角无关）。新生活就是新生活。

    博里斯和娜塔莎已经死了。一个先病死了——格兰特忘了是哪一个——接着另一个也死了，跟伤心多多少少有些关系。

    他和菲奥娜对房子做了些修修补补的工作。他们参加越野滑雪。他们虽然不是很善于交际，但还是渐渐有了些朋友。不再有兴奋的调情，晚餐聚会上不再女人把光光的脚趾伸进男人的裤腿里往上爬，不再有放荡的妻子们。

    不公平的感觉渐渐消退，格兰特可以认为这一切来得恰逢其时。女性主义者和那个不幸的蠢女孩自己或是他那些怯懦的所谓朋友们恰逢其时地把他推了出来，从一种事实上就要变得得不偿失的生活中推了出来，而那种生活也许最终会让他失去菲奥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