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娘。那时我二十岁，5英尺7英寸高，体重在135磅到140磅之间，然而有些人——切斯的老板娘，他办公室里年长的女秘书，我们楼上的格里夫人，都管我叫小新娘。有时还叫：我们的小新娘。切斯和我常拿这个打趣，不过他对外的反应是摆出一副爱怜的模样。我呢，微笑着做个鬼脸——羞涩地、默认地。

    我们住温哥华的一间地下室。这房子并不像我一开始以为的属于格里夫妇，而是属于格里夫人的儿子雷伊。他有时过来修东西。他总打地下室的门进来，就像我和切斯一样。他瘦瘦的，胸部窄小，大概三十多岁吧，扛只工具箱，戴顶工人帽。他的背似乎永远驼着，或许是因为大多数时候都猫腰修水管、接电线或者做木工活儿的缘故。他脸色苍白，咳嗽得厉害。每声咳嗽都是一份谨慎的提醒，表明他是地下室里一个必要的侵入者。他不会为了待在这里而道歉，不过也不曾像主人一样在屋里随意走动。我和他仅有的几次交谈，都是因为他敲门告诉我水要关一会儿，或者电要停一阵子。每个月的租金我都是现金付给格里夫人的。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悉数转交他，还是截留一部分补充家用。不然，她和格里先生所有的收入——她这么告诉我的——就只有格里先生的养老金了。她没养老金。我还根本不够老呢，她说。

    格里夫人总是从楼梯上往下喊话，问雷伊怎样了，要不要喝杯茶。他总是回答他很好，没时间喝。她说，他干活太辛苦啦，就像她自己一样。她试图向他“推销”一些她多做的甜点，蜜饯啊饼干啊姜饼啊——这些她也总是试图塞给我。他会说不要，他刚吃过饭，或者他在家里吃得太饱了。我也总是推辞，不过等她劝到第七第八次，我只好屈服。面对她的劝说和失望，再拒绝下去就尴尬了。我真羡慕雷伊，他总能坚持说不要。他甚至都不会说：“不要了，妈妈。”他就是不要。

    然后她试图找些话题来聊聊。

    “有什么新鲜有趣的事儿吗？”

    没什么。不知道。雷伊从不显得粗鲁或急躁，不过也从不对她让步。他的身体啊，还行吧。他的感冒啊，还行吧。康尼斯夫人和艾瑞娜也总是还行吧。

    他住在康尼斯夫人家，它位于温哥华东部某处。就像在这里一样，他在康尼斯夫人家也总有不少活儿要干——所以他在这里一干完活就得走人。他也帮着照料康尼斯夫人坐轮椅的女儿艾瑞娜。艾瑞娜有脑瘫病。“可怜的东西。”在听雷伊说艾瑞娜还行吧之后，格里夫人总会感慨一句。她从不当面责备他为这不幸的女孩耗费时间：到斯坦利公园散步啦，傍晚跑出去买冰激凌啦。（她知道这些，因为她经常同康尼斯夫人通电话。）不过她对我抱怨过：“我没法不去想象她淌了一脸冰激凌的模样。没法不去想。人们肯定都瞪着他们瞧呢。”

    她说，她推轮椅带格里先生出门，人们都瞪着他们瞧（格里先生中风了），可那是另一回事，他一旦出门，就不会乱动，也不会发出什么声音，而且她总把他收拾得体体面面。而艾瑞娜会晃来晃去，发出咯咯咯咯的怪响。这个可怜的东西没法控制自己呀。

    康尼斯夫人或许打着什么小算盘呢，格里夫人说。等她不在了，谁来照料这个瘸女孩？

    “应该有条法律规定，健康的人不能和这种人结婚，可惜至今为止都没有。”

    格里夫人请我上去喝咖啡，我从来没啥兴趣。我忙着自个儿在地下室里过小日子。有时她敲门，我会装作不在。不过那样一来，一听到她打开楼梯顶上的门，我就得赶紧关灯、闩门，还得一动不动待着，听她用指甲叩门，颤巍巍地喊我的名字。然后，我还必须至少一个小时都保持安静，忍着不冲马桶。要是我说没时间，有事要忙，她总会笑着反问：“什么事呀？”

    “我在写信。”我说。

    “写个没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