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R，我和老爸看了肯尼迪和尼克松的电视辩论。打你上次来过后，他就买了台电视。小屏幕，兔子耳朵。它放在餐厅柜子前，因此现在万一真有人想要用好银器或亚麻桌布，就不大方便拿它们了。为什么放在餐厅这个连一张真正舒服的椅子都没有的地方呢？因为他们已经有好长时间不记得还有间起居室啦。或者是因为巴里夫人想在晚饭时看电视。

    记得这间餐厅吗？除了电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厚窗帘，卡其底色上印着酒红色树叶，后面还有一层纱帘。加拉赫特爵士牵着马的画像，以及一张格伦科的风景画，内容是红鹿而不是大屠杀。旧档案柜是多年前从老爸的诊室搬来的，一直找不到地方放，至今仍旧胡乱撂在这里，甚至没推到靠墙。我妈闲置不用的缝纫机（他唯一一次提到她，是在说“你妈的缝纫机”的时候）上摆着的还是原来的植物，或者看起来好像还是，种在陶罐或锡皮罐里，半死不活的。

    也就是说，我到家啦。没人问我要待多久之类的问题。我把书、论文和衣服统统塞进迷你车，一天之内就从渥太华开回来。我在电话上告诉老爸我那论文已经完事了（事实上我是放弃不写了，但是懒得跟他解释），我需要歇一歇。

    “歇一歇？”他说，好像对此闻所未闻，“好吧，只要不是神经歇菜就行。”

    我说，什么？

    “神经歇菜嘛。”他呵呵一笑，仿佛在警告似的。他至今仍用这个来指代急性焦虑症、严重的焦虑抑郁，以及神经崩溃。他没准还建议他的病人们打起精神头儿。

    真不公平。他没准会用一些镇静剂和几句干巴巴的鼓励打发走他们。他受得了别人的毛病，却受不了我的。

    我到家时没什么盛大的欢迎仪式，不过也没造成什么恐慌。他绕着迷你车转了一圈，对于眼前所见嘟囔了一阵，捣了捣轮胎。

    “不可思议啊，你居然开了过来。”他说。

    我想过吻他的——与其说是一阵情感的流露，不如说是种有勇无谋的壮举吧，是一种“如今我就是这么做事的”的宣言。但是，一踏上砾石路面，我就知道我做不到。B夫人站在车道和厨房之间。所以我走过去，取而代之地搂住她，摩挲着那头古怪的黑发，它剪成中国风格的齐耳短发，围绕着她的小皱脸。我能闻到她陈旧的羊毛衫味道，围裙上的漂白粉味儿，还能感觉到她像牙签一样戳出来的老骨头。她几乎还不到我的锁骨高。

    我慌里慌张，没话找话：“今天天气不错啊，真是我最美丽的一次开车旅行了。”天气确实不错，旅途确实很美。树叶尚未转黄，只是边缘微微变成锈色，麦秸地一片金灿灿。那么，为什么风景带来的美好感觉，在老爸面前，在他的地盘里，烟消云散了呢（别忘了这也是在巴里夫人面前，在她的地盘里）？为什么我提及这事——或者说我用一种真诚而非敷衍的态度对它的提及——与我对B夫人的拥抱几乎像是半斤八两的同一码子事呢？一个像是一种唐突之举，另一个貌似一阵言不由衷的废话。

    辩论结束后，老爸站起身，关掉电视。他什么广告都不看，除非B夫人在旁边为它们辩解，说她想看看那个长了门牙的可爱宝宝，或者那些追着那啥的小鸡（她不会说“鸵鸟”，或者是记不得怎么说了吧）。这样一来，她想看什么都会被允许，哪怕是跳舞的玉米片，他会评价道：“好吧，它倒不失其聪明之处。”我觉得这是对我的一种警告。

    他对肯尼迪和尼克松是怎么想的？

    “哼，无非就是两个美国佬罢了。”

    我试图再推动一点谈话。

    “你的意思是什么呢？”

    要是你请他深入他觉得没必要谈论的话题，或者证明某个无须多言的论点，他一准会把上嘴唇那么一撇，露出一对沾着烟草渍的大门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