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得接受那存款的脸蛋儿，”他说，“有时候那样划不来啊。”

    我们家有大大的、屋顶高高的房间，装着墨绿色百叶窗。百叶帘拉下、挡住太阳的时候，我常喜欢晃着脑袋，捕捉从孔穴和缝隙里透进的光线。我喜欢看的另一样东西是烟囱的污渍，不管旧的还是新的，我可以把它们想象成各种动物、人脸，甚至远方的城市。我给两个儿子讲这个，他们的爸爸丹·凯西说：“瞧，你们妈妈家里穷透了，他们连电视都买不起，只好在天花板上弄出这些污渍——你们的妈妈只有天花板上的污渍可看！”他素来喜欢取笑我以贫穷为荣的想法。

    父亲很老的时候，我发觉他并不怎么介意人们尝试新做法——比如说吧，我的离婚——他更介意的是他们编出各种新理由来作解释。

    谢天谢地，他无须知道嬉皮士公社那类事。

    “主可从来没想这样。”他常这么感叹。在绣线菊灌木丛后头，和老人之家的其他老人们围坐在漫长昏暗的走廊里，他会感叹，主可从来没想要人们骑着摩托车或雪地摩托车在乡下乱闯。还有主可从来没想要护士们的制服变成长裤。护士们对此毫不介意。她们管他叫“帅哥”，还告诉我他是一个真正的老甜心，一个真正虔诚的老绅士。她们对他那头浓密乌发惊叹不已，他一直到死都是一头密发。她们给他洗头发，梳得漂漂亮亮的，趁还湿着，用她们的手指给它绕出波浪。

    有时，尽管她们百般照料，他还是有点闷闷不乐。他想回家。他担心母牛啊，篱笆啊，还操心谁来起床生火的问题。偶尔也会有个把刻薄的瞬间——不过非常少见。一次我进门时，他带着敌意，轻蔑地瞥我一眼，说：“这会儿你膝盖上的皮还没全磨掉啊，真叫我意外。”

    我笑了。我问：“为啥？擦地板吗？”

    “做祈祷嘛！”他唾弃般道。

    他搞不清自己是在和谁说话。

    我不记得母亲的头发除了白色以外还有过什么别的颜色。母亲二十出头时头发就白了，而且一缕年轻时的头发都不曾保留——它曾经是棕色的。我常常缠着她告诉我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棕色。

    “深色的。”

    “是像布伦特，还是像多莉？”它们是我们家的两匹工作马，组成一支马队。

    “我说不清。那又不是马毛。”

    “是像巧克力吗？”

    “有点吧。”

    “它变白了，你不难过吗？”

    “没有，我很高兴。”

    “为什么？”

    “我很高兴我头发的颜色不再跟我爸爸一样了。”

    恨始终是一种罪过，母亲告诉过我。记住这个。你灵魂里的一滴仇恨，会扩散开来毁掉所有色彩，就像白牛奶里的一滴黑墨水。我被这个震住了，挺想做个试验来着，但我知道不能浪费牛奶。

    我记得所有这些事情。关于我从未见过的人的各种事情，都知道或者听说了。我取名尤菲米亚，这曾是我母亲的母亲的名字。一个可怕的名字，现如今没人叫这个了。在家里他们叫我菲米，不过，我工作后，自己改名叫费玛。我丈夫，丹·凯西，就管我叫费玛。多年后，我离了婚，某次在夏姆洛克饭店的酒吧，我正要出门，一个男人问我：“费玛，我一直想问你来着，你到底为什么有名呢？”

    “不知道啊，”我告诉他，“我也不清楚，莫非是因为我会浪费时间跟你这样的傻瓜讨论？”

    之后我想过彻底换个名字，诸如琼之类的，可除非我从这里搬走，否则如何能做到呢？

    1947年夏，我十二岁，帮着母亲给楼下一间闲置的卧室贴墙纸。母亲的妹妹贝瑞尔要来看我们。两姐妹已多年未见面。她们的母亲去世后，她们的父亲很快就再婚了。他带着新老婆和小女儿贝瑞尔搬到明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