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

    由于眼前我所碰到的问题和没包扎的伤口一样，碰不得——甚至只要一想到那个刺花纹，它就颤动不止，所以作为一种补偿，我发现今天早晨回想父亲的往事是一支镇静剂。我无须去想些叫人愉快的事。我甚至能够徘徊在往日的痛苦之中，但只要它们抱住过去不放，就是遐想的好材料。过去的悔恨成了使我保持平衡，不至于滑到我现在这种地步的砝码。

    比如，我又想到了米克斯·沃德利·希尔拜三世。我这辈子在坦帕住过一个月。那时，我每天早晨醒来时，都盘算这么个问题：我和帕蒂怎样才能成功地杀了他。现在想起那件事对我来说毫无痛感。的确，它使我的注意力集中在两个绝妙的理由上。对我来说，它们就像两个驼篮，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保持平衡。一个是，我几乎没杀沃德利。我甚至渐渐认识到我不是杀人那块料。就是在今天早晨也没什么歹意。另一个是，我没去想我在坦帕认识的那位和帕蒂住在一起的希尔拜先生。正相反，我是在想我与他在埃克塞特读书时，那种叫人难以理解的结合。这种结合与父亲有关。确实，这使我想到我与大麦克一起度过的，我认为是最好的日子。

    米克斯·沃德利·希尔拜三世，我们最好还是再重复一遍这个名字，是监狱里我唯一认识的犯人。他和我在埃克塞特是同班同学。令我难忘的是，我们俩在毕业前的最后一个月的一天早晨，一起被开除了。在那之前，我根本就不认识他。希尔拜是个窝囊废，而我则是个出色的运动员。他步他父亲的后尘，在埃克塞特学习四年；我从长岛高中毕业后，在埃克塞特只靠体育奖学金读了秋季和春季两个学期。（我母亲想让我去读哈佛。）我竭尽全力在一个不能及格的埃克塞特队，履行我“铁大门”的诺言。（你看过东部预备学校踢球吗？）被开除那天，我们一齐走出校长办公室。米克斯·沃德利·希尔拜三世哭了。磨白了的缎子西服翻领和淡紫色的蝴蝶结就像是上刑场时穿的特殊服饰。我心里很不是滋味。甚至现在，一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我都感到四肢无力。我被开除的原因是，我抽大麻让人看见了（这在二十年前可不是件小事）。这真使校长大为震惊。希尔拜的事更糟。看他那吊儿郎当的样，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他竟然想强奸一个与他搞拥抱约会的姑娘。当时，我没听说这件事。知情的人都不愿说（没多久那位姑娘的父母也被钱封住了嘴），可十一年后，希尔拜一五一十地把这件事告诉了我。在监狱里，讲自己故事的时间有的是。

    所以，今天早晨，在普罗文斯敦，当我想甩开压在我心头的那些东西时，我回忆起我离开埃克塞特那天，那令人忧烦的一天还是（正如我说的那样）叫人感到很舒服。我记得，那是二十年前的五月里的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告别了学校。我把衣物塞进两个行李袋，然后把它们连同我自己一块儿扔上公共汽车。父亲乘短程盘运火车到波士顿来接我（我给父亲打过电话，但没敢给母亲打）。我们俩都喝醉了。光凭那天晚上，我就该爱父亲一辈子。父亲（正如你从我们的电话交谈里所得到的印象那样）不爱讲话，除非在迫不得已时才说上几句。但他那沉默寡言的劲头会让你感到欣慰。他身高六英尺三英寸。当时他五十岁，体重二百八十磅。再减四十磅也没事。他的肚子就像碰碰车周围的圆形橡皮圈。他喘气很重。他的头发过早地白了，脸膛黑红，一双眼睛蓝蓝的，看上去就像镇上块头最大、最狡猾、品行最坏的警察。可惜实际上，他恨透了警察。他哥哥从生到死都长在警察局里，他们俩从没好过。

    那天下午，我们俩人肩并肩地站在一个爱尔兰酒吧里（那间酒吧里面很长，长得用我父亲的话说，得叫狗来探路），他把第四杯酒喝完后，放下了杯子。这一杯和前三杯一样，都是一口见底。

    “大麻烟，嗯？”

    我点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