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有一对黑色的大眼睛，亮晶晶的，它们充满了悲剧性的经历——她家在黑手党里很有地位，在她离开家（她家在昆斯）去曼哈顿时，家里人都诅咒她一定会遇到灾祸。她就像穿着一件天鹅绒外套似的，背负着那些由于背叛家庭的意志而带来的心灵创伤。她很庄重，为了抵消这种庄重，我会忍受巨大的痛苦去使她笑起来，甚至试图双手拄地绕着我们那间放家具的屋子来回走。她片刻的欢乐赠给了我的情绪一束鲜花，这种伴有鲜花的情绪会持续几个小时。这就是我会堕入情网的原因。在她心灵深处，有一种柔弱的活力，这是我在别的女人那儿没发现过的。

    但是我们的关系太近乎了。她开始让我感到腻烦。我看上去肯定变得太苛刻了，太爱尔兰化了。在一块待了两年后，我们进入不是结婚，就是分道扬镳的时刻。我们谈论着跟别人约会的事。我一次又一次地欺骗了她，她也整宿想法以同样的方法治我，因为我一周在酒吧间里工作四次，每次都是从晚五点到早五点，十二个小时是可以充分地做爱的。

    所以，当她点头去南部旅行时，我就不再需要她以其他的方式的认可。她的天赋之一是，她那讥讽诙谐的一点头，就可以把一切表达清楚。“现在告诉我那个坏消息吧。”她说。

    这样，我们就到了北卡罗来纳。我们彼此都假装成我们可能不会喜欢另外那一对，会很快就跑出来的样子。这样，我们就会在归途中狂荡上一两宿。“我们将停在钦考蒂格，”我对她说，“我们得想方设法，骑上一匹钦考蒂格矮种马。”我还向她解释，为什么说它们是最后一批野马了，就在密西西比河东岸。

    “钦考蒂格，”她说，“我喜欢那个地方。”她声音洪亮、干哑，她的音色会在我心中产生共鸣。她说钦考蒂格时，每个音节都让我感动。因此，我们彼此给对方上点安慰药，以使我们在未来婚姻这段肉体上刚刚砍下的伤口愈合。然后继续往前走。

    就是在那儿，我第一次遇上了帕蒂·拉伦（那是在她遇到沃德利老早以前了），她原来是大斯都坡的妻子（她这样称呼他）。大斯都坡果然是（1）一个真正的长阴茎的所有者；（2）一个说谎的人，因为在那个县里，他不是最拿手的妇科医生，而是个按摩疗法医生。他还是个酷爱女性生殖器的家伙。你能想象出他潜进玛蒂琳玉腹里有多深吗？

    在隔壁卧室里（对于换妻游戏，他是讲究卫生的——不能有第三个或第四个人在场），帕蒂·厄伦——她还没有改名叫帕蒂·拉伦——和我开始了我们自己的周末。我还有足够的勇气把它描绘出来，但现在，我想的是，在坐车回纽约的路上，我想起了她。我和玛蒂琳从没在钦考蒂格中途下过车。那些天我也没抽烟。我的第一个打算就是甩掉这个附加物。所以我经历了自我的迅捷的上升和自由的下降，经历了两天一宿的调对游戏（大斯都坡不知道我和玛蒂琳没结婚，但说实话，从这次换妻周末给我们带来的损失程度上看，我们已经结婚了）。那段时间我从没抽一支烟。我感到刺穿了——用这个词是因为我听到了另外一个男人和她性交时，她兴奋得叫出了声（玛蒂琳呻吟得那么动听）。没有一个男性在听到那样的接连不断的女性叫喊，由于一根陌生的新（很长）阴茎给予她的兴奋的叫喊后会无动于衷。“一个性受虐狂比一个男性同性恋者要好一些。”那两天我不止一次对自己说。然而我也有自己的销魂时刻，因为那个按摩疗法医生的妻子，他以前的护士，这个帕蒂·厄伦，她的身段就像《花花公子》里十九岁的模特那样柔软，令人难以置信地站在你面前。我们分享着性欲很强的高中生式的浪漫情趣。那就是，逼她把她的嘴放进她发誓说她以前从没放进过的地方。我们拱在彼此的胳肢窝里，我们俩抱成团，老练、柔密、下流，而又这么让人销魂（像加利福尼亚人所说的那样）。上帝，帕蒂·厄伦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