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托马克河南面，紧挨着华盛顿，由于过去十年来疯狂地追求经济利益，弗吉尼亚森林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这片野生沼泽干涸了，并被覆上了一层柏油，和高速公路连在了一起。四处分布着拔地而起的公司——我是指办公大楼——和一连串微粒般的公寓。夏季，停车场就像燃烧的天然气一样燥热。我对这种保持了多年的潮湿环境的开发一点也不赞同，从兰利门到夏洛特住所的那十五里路一直都在堵车，他的住所是一座建于二战之前的可爱小屋，他在一九六四年买下的，这座小屋过去曾经和枫树一起矗立在又旧又破的路上，而现在，一条四车道的公路建成了，现在这栋建筑的地理位置绝佳，引人注目的房子离高速公路只有二十码。在他发生了那次事故之后，这屋子必须进行一些改造，必须在室内搭建一个斜坡，以便他的轮椅可以从一楼通往二楼。

    同样地，我的人生中没有几件事能比一九八二年那个夏天，夏洛特邀请我再次和他一起工作重要，他说：“我很需要你的帮助，我会放弃原本的打算。”他的关节肿胀得像红宝石，他的轮椅也跟着变了形。

    夏洛特对新工作十分满意。在兰利的时候，我的情绪十分低落，每逢从走廊里走过我都会感到心闷。在兰利的一个大机场内，日光灯照射下的走廊两旁都是玻璃幕墙，透过这些玻璃幕墙可以看到中心花园。在每一条走廊上你都会看见分别被不同颜色标记的门：叶绿色、鲜橙色、粉红色、蓝色，这些颜色能告诉你门后面的人在做着怎样的工作。当然，在过去的二十年或者更久的时间里，许多办公室都是秘密的，门上的这些颜色只是为了迷惑别人。现在只剩下几扇这样的门了，我对那些涂了颜色只为迷惑别人的门不感兴趣，而且在那段时间里我从未使用过这种骗术。我和我妻子的工作差不多快要结束了，事实上，正如我所要解释的，基特里奇和我并不经常住在华盛顿，更多的时间里我们都待在自留地。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读五卷本的《核心智慧指导》，并且在跑步机上跑步。施莱辛格、科尔比、布什、特纳上校和凯西这些人在大厅看见我时（我已经在这家公司工作二十五年了），不是不理睬我就是用莫名其妙的称呼跟我打招呼，好吧，在灯光下谁会没有阴影呢。两位前任州长和两位第三世界的共产党员现在待在兰利准备退休，他们就像我的办公室成员一样，分占了我的办公室——现在办公室里几乎什么都不剩了。他们的荣誉和我的差不多，即将耗尽，所不同的是，他们配得上这荣誉。索普在早上十点时喝醉了，他的眼睛散发着大理石的光芒，如果你刚好和他的视线碰撞，他就会跳起来；另一个人是甘布尔，目光呆滞，永远是一副死气沉沉的样子。他从不大声说话，就像一个被关押在州立监狱里二十年不见天日的人一样无精打采。而我呢？我已经准备好和任何人吵架了。

    当我不满的情绪像胆汁一样在体内聚集时，夏洛特让我去他那位于弗吉尼亚庄园的旧办公室，仿佛他还要召集其他几个像我一样的人，虽然我们依旧满腔热血地对待自己的工作，但也明白自己最好的年华已经逝去了。谁知道夏洛特到底为大家准备了什么呢，如果我知道，我可以告诉你他跟我说了些什么。

    在一九七五年丑闻暴露时，我们还在中央情报局工作，我们一同经历了许多难关。或许一些住在澳大利亚的布须曼人从未听说过我们是怎样费力地想杀掉菲德尔·亚历杭德罗·卡斯特罗·鲁斯的，然而那个时候，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正在为研究情报活动而做调查，那里几乎没有布须曼人。其他国家也知道我们准备刺杀帕特里斯·卢蒙巴，但在经过一系列洗脑后，一位弗兰克·奥尔森博士（和政府签署了合同的）跳窗自杀了，我们在他的窗户上把他自杀的痕迹全抹了，他的妻子二十年来一直以为自己的丈夫是普通的自杀。当他们家得知真相后，几乎无法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