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我想象的更糟，基特里奇坐在椅子上，面对着墙壁，她穿着一件白色的睡衣，不过她的皮肤更白，这样一件睡衣让她看上去既像是穿了衣服又像是没穿衣服。她的头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乌黑亮丽，她的眼神也不再蒙眬无光反而是神采奕奕，这样一双蓝眼睛在昏暗的卧室中熠熠生辉是很不一般的，但我可以确定，这光是来自她身体内部。很显然，她并没有注意到我。

    “蒙塔古，我警告过你的，”她大声说，“我也曾为你祈祷过。现在我自由了，我不会陪你走出这座房子的。”

    我第一次听到她和她死去的母亲说话时，是我们结婚没多久，我犯了一个错误：不停地打电话到弗吉尼亚州的麦卡恩市找一个为中央情报局工作的精神病专家，那时候，基特里奇甚至都不肯原谅我这一行为。既然基特里奇天生具有这样的能力，那就不要在乎这样的能力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困扰了，至少这些困扰不是我的错。她为什么不能原谅我那样的行为呢？因为这样做让她感受不到一丁点的尊重。“我爱我的母亲，”她告诉我说，“我能和她说话是上天对我的恩赐，你不觉得吗？你这样打电话给医生的行为简直就是傲慢无知。哈利，如果你再做出这样粗鲁无礼的行为，我会认为我们并不适合彼此，你竟然把我这样一种能力当作疾病。”

    她不用再三重复这样的话，我已在尽力弥补这样的行为给她带来的伤害，毕竟，我曾经有一次和精神病医生就她的情况交流过。当医生再次打电话过来跟进病人情况时，我暗示他并不存在这样的事，我说当时我和基特里奇都喝醉了，在这种状况下我们的意识都不清醒，她的行为和我的反应出现了偏差。这就是我应对精神病医生的方式，最后，我补充了一句：“无论怎么样吧，医生，只是有个人获得了一种神奇的能力，在她母亲死去的时候。”

    “那就姑且称它为夸张吧。”医生说，然后我们都笑了。我以前从未发现电话里的笑声能比现实生活里的笑声更加让人开心。

    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九日，我妻子的第二〇一号精神援助请求文件让她永远和工作说再见了，她被贴上了酒鬼、离婚者和同性恋这些标签（这些都不会比在一个高压公司里工作更糟糕），我希望这些标签都不会给她带来实质性的困扰。但我知道，原来努力维系的不稳定关系现在更加不稳定了，相比那些正常女人和其他男人私奔的丑闻来说，我们的婚姻已经成为一个没有传出去的丑闻。

    这些情况可能会帮助你理解为什么现在我只是围着基特里奇的椅子转，就像是在转圈打量一个女人一样。我很确定，我是不会打水过来帮她洗脸的，也不会帮她擦脚的，更不会动她甚至是碰她。根据以前和她生活的经验来看，我现在只能坐着，什么都不做。

    很长时间她都一动不动。然后她开始点头，对着墙壁说：“戈比，你永远都不会忠于内心，坦承这些事实的。但是你可以告诉我，如果你觉得重要的话，亲爱的，或许你应该告诉我。”

    这像有人在房顶上想要跳楼，警察试图劝阻他不要这么做而产生的对话，我觉得只有在这样的场景下这样的对话才是正常的。基特里奇对着墙壁说话，毫无疑问，她觉得夏洛特在那里，我承认，接下来我所看到的我早已习以为常了。对我来说，我们的卧室就像苦行僧修行的地方，和新英格兰好一点的客栈的楼上房间很相似——就连白色床罩的荷叶边装饰都是那么朴素。床单被情绪不稳定的基特里奇弄得乱七八糟，当她不再说话的时候，房子又恢复了原来的宁静。

    “哈利，你他妈的给我滚出去好吗？！”

    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她很少用这样的语气骂人。但当时我不确定她有没有这么说，这种经常由夏洛特说的话怎么会从她嘴里冒出来呢？

    基特里奇在椅子里缩成弓形。“你身上都是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