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掌握的关于秘密战争的资源可能远远大于基督教历史上的任何政府和国家。苏联曾将间谍艺术发挥到极致，甚至在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里，他们仍然坚持不懈地‘经营’着间谍活动。

    “为了赶超苏联，我们正在建立一个有史以来最强大的西方情报机构，国家的安全问题全仰仗它了。我们的对手十分强大，现在，你们被挑选出来成为这伟大机构中的一员，齐心协力抵抗我们的劲敌！”

    此刻，房间里弥漫着欢乐的气氛，连狭小舞台一侧的美国国旗都和我们一起分享着这个会堂传递出的温暖与力量。

    杜勒斯先生几乎停不下来了，在这样一个重要的话题上停下来显然也不是他的风格。于是，他和蔼又风趣地提醒我们已经加入了这个团体，所有成员都有资格和任务听完领导所讲的故事。

    “多年以前，”他说，“当我像你们一样年轻的时候，适逢‘一战’，我被安排到日内瓦的外事事务处。记得那是一九一七年的春天，一个特别暖和的星期六，早晨我正在值班，待在办公室里基本上没什么事情可做，当时满脑子想的都是网球，主要是那个下午我和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约好了一起打网球，她简直就是个绝代佳人啊！”

    除了杜勒斯先生，谁还敢用这样的方式演讲呢？这个九十年前内战前期的防空洞里，或许当时站在这里还能听见南方传来的枪炮声，艾伦·杜勒斯正在告诉我们一九一七年他在日内瓦的故事。

    “快到中午的时候我的电话响了起来，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极为浑厚的嗓音，”杜勒斯先生说，“是一位男士，他想要找一位负责人来接电话，他说的还是很不地道的德语。我决定帮助他，因为凡是遇上了麻烦的人都会操着一口尽可能含糊的口音。”

    “那时，大使馆唯一的美国官员早上正好出远门了，而负责人的重担就落在了我身上。我是去和一个英国靓妹打网球呢，还是和这个可能来自俄国的家伙说说德国话呢？”

    他停顿了半晌，继续说：“最后，我还是选择去打网球，我从来都没见过电话那头的男人，哪里肯舍弃美女而为他解决麻烦呢。”

    我们还在等着他继续往下说。

    “当我得知那个男人发生的事时我才知道他是谁，可惜已经晚了。这个带着糟糕的德国口音，急于和美国的负责官员对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列宁先生！我们通完电话不久，列宁先生就被德国人带上一列密封火车，穿过巴伐利亚、普鲁士、波兰和立陶宛。他在列宁格勒的芬兰火车站下了车，同年十一月发动了布尔什维克革命。”他停顿了一会儿，像是要留给我们对他的失误捧腹嘲笑的时间。

    “啊，”一个声音叫了出来，“你怎么可以这么做呢？”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迪克斯·巴特勒，他的脸长得令人过目不忘，他的头，支撑在硕大的下巴和粗而短的脖颈上，还有厚嘴唇，特别像古罗马的半身像。

    杜勒斯看起来很是满意，他说：“小伙子，看来你从我的失误里学到东西了，去重读一遍《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吧，最细小的线索往往具有最重大的意义。当你值班的时候，仔细研究每一个细节，用最大的努力完成你的工作，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手中的铲子什么时候能挖掘出宝石。”

    他把烟斗重新放回嘴里，掀起幕布，一转身便消失在幕布后面了。

    下一位发言人要和我们谈谈“业务”，伯恩斯，又名雷·吉姆，是情报机构里负责日本、拉丁美洲和越南案件的人，他将成为我们接下来为期八周的世界共产主义课程的导师，同时他也是组织部手枪队队长，他告诉我们他欢迎任何有兴趣的人加入他的队伍。

    伯恩斯这个中等个子的男人，值得我们好好琢磨。他长着一头红棕色的短发，身材匀称，小嘴薄唇，架着一副棕色太阳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