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我很有可能结结巴巴叫不出他们的假名。我似乎已经听到了他们带着嘲笑的语气向我问候“早安”，似乎已经看到了他们一边请她坐在油布覆盖的早餐桌上，一边窃窃私语讨论把外来物（女人）带回来过夜的行为是否妥当。一路上我都在用我那装满波旁威士忌的脑子思考着这些乱七八糟的事，直到车子停在英格里德递给司机的地址：整条街都是彻夜忙个不停的食品加工厂，距离德鲁酒吧那条街只有两个街区。

    在这个地方，我见识到了柏林及其夜生活的另一面，这个地方几乎有一半的人我都认识——在过去一周时间里我在这条街上的酒吧里见过他们。现在他们正在喝着咖啡，吃着美国汉堡、德国泡菜、猪蹄、苹果酱、土豆煎饼、熏牛肉、烤鸭、法式蛋糕，喝着杜松子酒、白兰地酒、啤酒、苏打水、可口可乐——这里简直就是难以想象的灯火辉煌的人间天堂！我又看到那群经常在酒吧里跳舞的商人，他们的衣领已经褶皱不堪。这里还有很多面熟的妓女，还有像海尔格一样通宵的弃妇。我简直不敢相信，我还看到了那个胖胖的德国人（一个小时之前我才见过他脱掉裤子与人玩互尿游戏），他现在穿戴整齐，身上喷了香水，看样子正要去享用夜店里各式各样的美食饮品。下一秒，我又看到了他的“搭档”（那个可怜的瘦子），他也是泡了澡、喷了香水，穿着灰色的套装和马甲，戴着铁框眼睛，看起来像个文员，脸颊看起来有些臃肿，他正在狼吞虎咽般地吃一盘豆子，看起来胃口很大。

    英格里德一直抱着她的皮外套和我的身体，向每一个看她的人炫耀着她钓了一个美国人，她的嘴里正嚼着威斯特伐利亚火腿、土豆和门斯特干酪，大口地喝着啤酒，我坐在她旁边，焦躁不安。然而二十分钟的时间里她都在跟我讲她是如何经历了二十年才发现她不喜欢丈夫的饮食习惯，可怜的英格里德！她喝了一口美味的金酒，接着又说起特殊服务区的事，酒吧老板从不允许她们吃饱喝足，除非她们提供了足够的服务——这个晚上，我的括约肌也经受了锻炼。最终直觉告诉我：我成了德国式幽默里的小丑，我明白了这家德鲁酒吧专门是为白痴开设的。

    她吃完饭，我找到了等候在外的出租车，我们坐上出租车去了她说的另外一个地址，那是柏林郊外无家可归的工人阶级聚居区的一家廉价旅馆，前台人员将我和英格里德的护照看了很久，最后用德语对她说了一句，我也没听懂，我就乞求英格里德翻译一下。自助电梯吱吱呀呀经过了一层又一层堆满塑料垃圾的楼层之后，她终于给我解释了一遍，意思好像是骂人的，用德语讲出来就更加难听了。

    显然她的心情受到了影响。我们到达楼层后，沿着有回音的大厅走着，她取出钥匙，打开门进入房间后，感觉又冷又潮湿，就像外面的夜晚一样，天花板上的灯泡可能只有二十五瓦，一盏立着的地灯也装着同样昏暗的灯泡；床上的床单看起来就像一张颜料板，不是棕色，不是灰色，也不是绿色，长得可以包个像卷起的地毯一样重的长枕头。

    我们又开始亲吻，但热度不如之前高涨了，她颤抖着问我：“你有两马克吗？”我找到一个硬币，她把硬币放进煤气表里，拿来火柴点燃，站在蓝色原木烛台上的火苗旁，我感觉到了这座城市的分量，整个柏林对我来说都包含在这样一幅图像中，怪兽状的滴水嘴竭尽全力将一个巨石推到坡顶——此时的艰难环境一点也不亚于滴水嘴的困境——我再次抱住了她，我们背离火苗的那一半身体已经冷得打战了。

    我不知道该如何进行下去，我的腰带从未这样难解过。稍微回归一点理智，我才发现我根本就没碰到腰带扣。我的欲望让我昏了头。等待这一刻已经很多年了，我感觉好像死去很久的哈伯德家族的人都回来了，给我带来了力量。在这个魔鬼屋一般的房间里，活生生的我应该变成一具尸体才更符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