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进入工人阶级区。凌晨两点，那些贫民区安静得跟墓地一样。这仿佛带我回到了青春期，有那种第一次喝了酒、肾上腺素充满四肢的感觉。

    然而，在一个普通的星期二，我待在距离孩子们半英里以外的无线电通信警车上，用步话机跟AV/ALANChE-1号保持联系，他很喜欢这样的安排。AV/ALANChE-1号是一个坚强、瘦长壮硕的孩子，有着一头浓密的黑色卷发，他让我很放心。一旦发生意外，我便能在他们附近下车，将他们保释或将他们送院治疗，总之有我在他们的状况会更好。

    然而，奥古斯都告诉我只在后面开车跟着确保他们在做事就行。我按他说的做了，但是我很不开心。我安全地待在通信车上，而孩子们正冒着风险，而且我还不能信任他们。奥古斯都总是担忧顾虑，但他也并不完全错误，有时孩子们任务还没完成一半就因为紧张而逃跑了。让人恼火的是，他们事后还不向我报告。这些情况我都记录在案，尽管不愉快，我还是要付他们钱。如果情况更糟糕，那我就得跟AV/ALANChE-1号谈谈。

    至于我其他的日常工作，就没有那么吸引人了。一开始情报局还担心我们无事可做，因为这里的工作通常有一点无形，而且国家看起来很大（所有的国家，就算是像乌拉圭那样和平的小国，因为办公人数很少，所以显得国家很大），所以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确保每天都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举个例子。

    某天，我九点到办公室，喝一杯咖啡，然后开始阅读当地的报纸。这本要花上两个小时，但幸亏我懂西班牙语，所以只在上面花了半个小时。慢慢经过几个星期，政治状况的细微差别对我来说开始逐渐变得清晰了。当然，我也会和我的其他同事——行动事务员、通信官员，还有驻点的行政助理（也就是梅休的秘书）——讨论政治人物和当地的事件。基特里奇，这就是我们驻点办公室里的所有人员。出了大使馆，我们还可以吹嘘说我们还有两位掌管合同事宜的操作人员，之后再跟你说细节。

    办公室的同事每天都要讨论当天的新闻，所以我尽可能从高级行动事务员谢尔曼·碗哥那里学习我能学到的东西，他是对乌拉圭政治最了解的人。所有那些在培训时我不感兴趣的东西——工会、当地党派演习等，现在都能成为每天讨论的内容。

    结束当地新闻分析以后，我们要精读前夜所有的电报通信，我们先读自己的电报，然后再详细阅览同事的电报，因为我们不知道何时就得替补上去。举个例子，例如我的一位同事，也就是行动事务员杰伊·盖茨比（你能相信这是他的名字吗？他是我见过的最无趣的人），他与奥古斯都出去打高尔夫四人对抗赛，他的头号特工AV/IDtY打电话进来，很显然，我必须对盖茨比的项目有所了解。

    消化完所有传来的电报，我们就开始写发出的电报了，甚至还写一些循环赛的东西，只有这样那些特意写的东西才能发出去。就这样一直坐在电话旁边，偶尔接到一两个来电，很快就到了吃午饭的时间。下午，我特意安排了时间学习乌拉圭官员的外出行程，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共产主义的支持者，访问巴拉圭、巴西、阿根廷，在那里跟很多共产党员一起开会。我还发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大量贸易访问团去了东欧国家和苏联。我们在加拉斯科机场海关的特工AV/OUCh，一直观察着这些团体的进出，目前正在建立档案，但是需要时间，这都需要时间。有一天晚上我与AV/ OUCh一起吃晚餐（这个来自贫穷小家庭的男人对大餐非常满意），我告诉他我要再雇佣一个特工AV/OUCh-2号。这让我想起了在农场时休·蒙塔古的“低调星期四”。虽然驻点还没有高级情报官员来处理政府紧急事务，但是现在再雇一些小特工并不困难，只要有钱。AV/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