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到我们这一边吗？”

    “20%可能。”

    “20%？”亨特重复道。我能想象他在卡拉斯科的书房，听到他长长的手指敲在桌子上的声音。“有点失望。”

    “但是，”我告诉他，“还是有些新鲜玩意儿的。”

    “那我们明天有的忙了，”亨特说，“早点休息。”

    “我和南希待上三个小时再去休息。”

    “好吧，哈利。也许我思考着你的困境时就能听见你的鼾声喽。”

    我与南希花了几个小时转录磁带，整个过程都很正式，就像我们接了一次吻之后带来的无声影响。我确定，她内心一定很空虚。手稿终于做好了，我的报告也完成了，离早上还剩下两个小时，我回到酒店，而南希，太敬业了，还在把我们的文本发送到编码器上，我们五个字母组成的密码将在黎明前被华盛顿的通信人员破译。

    希尔马·欧梅勒，不知道是不是亨特提醒了他，又或者是他自己的直觉，在我离开前的二十分钟找到了我。他的时机掌握得刚刚好，我的报告刚刚完成，南希也马上敲完录音手稿。他精读这份手稿，样子十分怪异（这让我回忆起盖伦将军对着棋盘咕哝的样子），他只是低吟这些内容。“神圣的流氓，希尔马，神圣的流氓。”一边读一边不停地说，但对我此次行动成果是褒是贬呢？我无从得知。正当我离开的时候，南希飞快地——像小鸟飞到屋檐上一样（我没想到她会突然有这个动作）——给了希尔马一个温柔的微笑。真是讽刺，我应该担忧自己内心的空虚，而不是瞎操心别人的事。

    周一上午，霍华德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苏俄分部已成功证明了马萨罗夫的年龄有问题，现在他们苏联人事部门正有序地工作着。然而亨特不会也不能提供给我更多细节，除了说马萨罗夫不是三十二岁而是三十九岁，也不是他说的三十七岁。明白这一点：他的级别比我们想象的要高很多，甚至比瓦尔科夫还要高。

    “芬兰爱尔兰人不是已经得出结论，说鲍里斯就是这里的克格勃二把手嘛。”

    “他们确实已得出结论了，但是苏联肯定已经发送了谋划的信息，是一个‘袋鼠信封’。”

    我从未听说过这个词，但是显然这个比喻涉及了掩藏在背后的头号人物。

    “齐尼娅和瓦尔科夫是什么级别呢？”我问。

    “还在评估中，不过，有一件事已是板上钉钉了：在乌拉圭的马萨罗夫是美国问题上的克格勃专家。”

    “为什么他处在这些位置呢？”

    “这可能是不解之谜，不是吗？”霍华德说。

    访问鲍里斯和齐尼娅的家让我经受了沉重的盘问，与马萨罗夫的野餐也让我和希尔马共度了十八个小时，紧接着又花了三十六个小时填写来自华盛顿的调查问卷。不止一次我差点承认我所谓的“可恶的遗漏”（都是最后一刻又被我防守住了阵地），因为问卷总是返回到鲍里斯所写的纸条上。我能确定的信息能占多少百分比呢，60%、70%、80%、90%、95%，还是100%？我犯了一个错误，回答说是80%，好像他们精神上感觉到负罪感。苏俄分部又提出了问题：在你重新组织这纸条时，纸条上有三个完整的句子，还有三个分开的单词，说的是劝诫的内容。如果回忆的内容80%都是完整的话，那么很可能第四句话被“遗漏”了。

    我回答说：可能性为零。

    重复问题：50%、40%、30%、20%、10%、5%、0%？

    可能性为零。

    鲍里斯的纸条上意思不完全，你怎么解释呢？

    我坐在能连接到编码器和译码器的打印机控制台旁边，一个加密的问题将从华盛顿发过来，通过译码器，激活我的打字机的按键，再破译出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