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在乌拉圭收到的基特里奇寄给我的最后一封信。好几个月过去了，每天睁开眼睛，我都被痛苦包围，我失去了基特里奇，可是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究竟哪里出了问题？我只知道，她这次真的离开了我。记忆，如同门口吊死的一具死尸，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她说她爱我，可是这只会感觉更糟糕。哪怕是我的新娘离开了我，我也不会感觉如此哀痛、绝望。我的心都碎了！是与基特里奇的书信往来，支撑和鼓励着我待在遥远的乌拉圭驻地，领略另一个世界的风采，跟上历史前进的步伐。然而现在，对我来说，这里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工作站，同事成了空气，我的一切神经都已麻痹。绝望中，我写起了日记，但是，写什么好呢？于是，我又放弃了。

    我想驱赶走这份麻木，我利用自己的假期去了里约热内卢，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我徒步走过许多生机勃勃的城市，也在无数个夜晚醉过、哭过，我像个幽灵一样穿梭于人群、行走在山野丛林，我甚至还去了有名的妓院，第一次那么清晰强烈地厌恶妓女口中的气味。然后我回到蒙得维的亚，去了埃斯特角海岸，想要豪赌一把，却发现自己太过吝啬。无聊，我此时的感受只有无聊，甚至无聊到昨晚又与萨利待了一夜。

    谢尔曼和巴里·卡恩斯完成了乌拉圭的任务，打算返回华盛顿接受下一个任务，大家为他们举办送别派对。在最后一场派对上——距离他们离开还有四天，萨利跟我说：“我想去找你。”

    “几年之后？”

    “明天晚上七点钟。”

    她已经生了小孩，是个男孩，谢天谢地，与谢尔曼简直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她说：“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我只是想见见你，和你道个别。”虽然理由很老套，可她还是说动了我，我们在我小屋的床上度过了最后一个夜晚。她还在生我的气，一开始就坐得离我远远的，但她的务实本质战胜了她的矜持。她已经很久不打桥牌了，还没有培养出一两个高手来就金盆洗手了。

    中间，我发现自己竟然认真地倾听我俩发出的声音，而且还拿它与齐尼娅和瓦尔科夫同时达到高潮时的声音相比较，甚至我还设想苏联人正在窃听我和萨利做爱，真是刺激！这些俄国佬会不会在谢尔曼离开前把录音带交给他？我和谢尔曼会不会在大街上单挑，以此作为我俩的最后道别？我们亏欠马萨罗夫和瓦尔科夫太多了，他们那么努力地证明自己的合作能力，可是两个人没有一个回到了莫斯科。

    谢尔曼和卡恩斯离开之后，代替者（一个听从于我、自称无所不知的老兵）就来上班了。接着就听到亨特丧亲的消息。当时亨特与桃乐丝正在卡拉斯科的乡村俱乐部跳舞，使馆的值班员就打来电话，说亨特的父亲去世了。亨特第二天早上飞到了汉堡市，又去了一趟纽约，回来时整个人变得十分忧郁，但我却为此更加真诚地喜欢他了。因为他有他的痛苦，我有我的哀伤，我们俩可以深切地体会对方的感受，也可以间接地为彼此疗伤，也增进对彼此的了解。有天一大早，我开车去卡拉斯科给亨特送南美地区经济调研报告，我以为他会上交给贝尼托·那顿，结果他带我出去散步（桃乐丝在家准备早餐）。他家别墅的对面是一座天主教公立高中，亨特的两个女儿——穿着白色上衣，戴着宽大的黑色领结，正在亨特家阿根廷籍保姆的陪同下进校门。他朝她们挥了挥手，转而告诉我：“你得爱一个信仰天主教的女人。”他的嘴角露着酸楚，说道：“我的父亲，从始至终都希望他的儿子是个天主教徒。”霍华德耸耸肩，“可是在美国有种感觉太紧张了，暂且说是反罗马情绪吧，你说是不是？”

    “我想也是。”

    “你觉得这种情绪渗入到我们机构里了吗？比如在人员配置方面？”

    “我希望机构没有受此影响。”我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