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华德·亨特离去后，我又在乌拉圭逗留了几周，直到五月初才回到美国。多谢有这几周的假期，我才有时间去缅因州，希望可以穿过荒漠之山去看望住在多恩的基特里奇。

    但我却无法鼓起勇气。如果她拒绝了我，我今后还能抱有什么幻想呢？如何保存这份浪漫的遐想才是最现实的问题。

    因此，我去了更远的北方，来到巴克斯特州立公园，爬上卡塔丁山。在五月去这些地方旅行确实不是明智的选择，黑苍蝇横冲直撞让人忍无可忍，一直到我爬到很高很高、通向山顶的山脊时，寒冷的风从山顶吹下来，才摆脱它们。

    那片山脊被称为“刀锋”。要走过去并不是什么难事，也就一英里的路程，但是它的两边就是万丈深渊。虽然路有几英尺宽，但时值五月，“刀锋”上的冰并未完全融化。而后，顺着斜坡往下，小路在下午三点就已经被浓浓的阴影遮蔽了。我在满是冰雪的山谷中艰难前行着，非但没有感觉到孤单，反而觉得自己是美国的一位隐居者。我受到启发，明白忽略像政治这样大而普遍的事情确实是很可怕的。我在情报局是个怪人吗？在柏林的那段时光匆匆而过，来到陌生的乌拉圭政治世界，我竟变得这么活跃。

    现在我准备动身前往古巴，负责做研究工作。我回到纽约，找到一间远离时代广场的廉价旅店，在纽约公共图书馆的读书室待了一周，试图突击深入研究一下我们这位加勒比海上的邻居。我读了一两本历史书，但能记下来的实在是寥寥无几——我无数次在书本上睡了过去。我已经做好准备去推翻卡斯特罗了，但我一点也不想学习任何有关他及其统治下的政府的事。但我已然满意于自己能学习《时代》的背景知识，因为基特里奇曾经告诉我，杜勒斯先生希望情报局官员接受某种观点时也经常用那本杂志，恐怕没有比这更有说服力的了。

    卡斯特罗第一年当领导人显然难以令众人满意。古巴国内充斥着如此多的争端，部长大臣如走马灯般更换，轮番上演辞职以抗议新出台的法律。不久之后，有一件事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一九六〇年一月三十一日，马萨诸塞州参议院约翰·肯尼迪宣布，他将参与总统竞选。在我眼中他还十分年轻，比我才大了十二岁不到，我当然会觉得他有些过于稚嫩。两周的假期确实让我焕然一新，并且，我在纽约街头见到的年轻女孩都是那么让人如痴如醉。

    在假期的最后期限，我邀请母亲一起吃午餐，不知道自己以后能否再见到她。真难以令人置信，我对她竟毫无感情，淡漠得如同我肺下的那层隔膜；而且今天的我仍然一无所知，就凭这一点，我就不可能原谅她。但是，她现在病了。在离开蒙得维的亚时，我收到她寄来的一封信，信中轻描淡写地说她动了一个手术，仿佛叙述一个普通的事实，仅此而已；之后还提到了她娘家几个亲戚的近况，都是些我几年未曾谋面的人。在此之后又有一些明显的暗示：我现在有一大笔钱，但是我却怎么也想不出来如何使用，当然，设了几个基金会。话说到这个份儿上，连傻子都看得出来她是什么意思：该死的，给我当心着点，不然你别想拿到一分钱！

    如果现在我对政治还算一无所知，那么那几年我对金钱的关心就更少了。出于那份骄傲，母亲的威胁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异样的感觉。

    然而，在信的最后一页，写着一个大大的“附”：她写字的手已经不听使唤，写下了她并不想说出口的话——“噢，哈利，我最近是真的生病了。”——她又激动起来，这已经是第四次了。“但是儿子啊，不要害怕，我已经切除了子宫，切除得干干净净。以后我再也不想聊这个话题了。”

    卡塔丁山的山坡上，温暖的春风拂过，树木郁郁葱葱，但也引来了无数长着小刺的小昆虫，山上的冰冻地带看起来十分不合时宜。在图书馆打了几个小时的瞌睡，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