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散着味道，我觉得又沉闷又祥和，仿佛我已然来到了哈瓦那一般。来迈阿密的第一天，我就已经看到无数从古巴流亡出来的人们，沿着第八街来来往往。我仿佛嗅到了一种令人兴奋的危险，那些沉醉在朗姆酒精中的恶行仿佛就在不远处。

    “每天晚上，”亨特说，“在我住的维达多宾馆的窗外，我可以听到那些人在街上高声谈笑。那种声音会让你联想到街头帮派，这是从哈瓦那贫民窟出来的人最糟糕的一点。那时他们还没有被成群带上警车。我可以听见他们走进一栋栋大楼，敲开每一户人家的大门，如果门开得慢了点，他们就会一直不停地敲下去——想想哈瓦那老砖墙上的老木门发出的那种巨大回音吧，天哪，这声音简直能把整个加勒比的鬼都招出来。然后楼里的可怜人就跟着那些人出来，他们全都拿出自动手枪以示恐吓，防止他们逃走。警笛在尖叫，探照灯在扫射。这多么让人悲伤！过去哈瓦那的夜晚，总是能在闷热的夜色中让人唤起感性神经。哈瓦那海滨大道上那些漂亮的拱门，现在都被革命的正义取代了。现在，你无论何时走在哈瓦那的街道上，都没有办法避开一连数小时高音喇叭的折磨。民众们大多都不愿意听那种宣传，大家都垂头丧气的。”

    “你在那里的时候跟那些古巴人聊过天吗？”

    “我的任务是按照某特定名单找到相应的人，他们都有着同样的经历：曾经为卡斯特罗工作，为卡斯特罗战斗，但现在他们想要彻底脱离他。”

    他环视餐厅一周，好像是要确定没有人在关注我们，算是一种职业病吧，仅此而已。现在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我们是店里最后的客人。厨师已经熄灭了他的烤肉炉，而他的妻子，那个服务员，早就睡着了。

    “我一回到美国，”亨特说，“就给情报之眼提出了建议：无论是否入侵古巴，首要任务都是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就以此作为古巴爱国者们的任务吧。”

    我轻吹一声口哨：“这倒是个绝妙的建议。”

    “回到乌拉圭后，我并没有一味吵吵闹闹地想当头领。因为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我们要推翻卡斯特罗却不能成为众矢之的。可以说，这相当需要技巧。”

    “那么情报之眼如何回应你的建议呢？”

    “我想说这事已经不远了，”亨特说，“说实话，现在你父亲已经在考虑我的建议了。”

    “我父亲？”我的提问实在是简洁明了。

    “难道没有人告诉过你，你的父亲对这整个计划有多重要吗？”

    “嗯，我想没有。”

    “我真是非常欣赏你父亲的保密意识。”

    我却不这么想。这一年里，我从没听卡尔说过这件事，现在从别人口中得知我父亲竟然是古巴行动的实施者，实在让人感觉无比羞辱。

    “你跟卡尔相处得如何？”我索性这么问亨特。

    “我们是老相识了，在危地马拉我就开始为他工作。”

    “这些我竟然从来都不知道。”为什么不能让我知道这个家庭的秘密呢？“我一直误以为卡尔在远东工作。”

    “唔，其实这么说也没错，”亨特说，“除了他为理查德·比斯尔建立危地马拉观察所以外，一直在远东。我必须说的是，哈利，我们的安保就像是英国的迷宫花园，人们可以秘密地在其中穿梭而过，另外一边他们的亲朋密友与他们隔着篱笆，什么也不会知道。你父亲真不愧是我们的人里面最能够保守秘密的人。”

    我脑海中闪过这样苦涩的想法：卡尔不告诉我任何关于他的事，唯一的解释就是我从来不够让他赞赏，也没有赢得他的信任。“是的，”亨特说，“我总是在想，我们在一起时从没谈过到你的父亲，也许就是因为你想让我知道，你在安保方面是有多么出色。”

    “干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