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呢。虽然他们值得信任，但是他们相处的时候又会像关系紧张的拉美家庭一样总是激烈地争吵。过去三十年，我们的五位“战线”领导人在政治上一直都存在分歧，这就给亨特带来了极大的麻烦，他既要保持五人之间的相对独立性，又得把他们团结起来共同制敌。

    还有我们高贵的支持者：一个是前古巴参议院主席（随后巴蒂斯塔将参议院废除），另一个是古巴卡洛斯·普里奥·索卡拉斯总统执政时的外交部长，还有一个是古巴工业发展银行前行长。但是他们给我的印象并非像他们的头衔一样令人敬畏，相反，有时候我甚至怀疑他们是否真的坐到如此高的位置上。

    这时，我决定停笔，因为我永远也不会把这封信寄出。此时的我和一个在空荡地板上独舞的人一样悲伤。

    基特里奇，就在刚才我试着睡觉，但是睡不着，我必须把自己现在的孤独感倾泻出来。我现在穷得只能住汽车旅馆了，但讽刺的是我所付的租金足够我在略微偏远一点的社区购买一套小而家具齐全的公寓，但我不会这样做。同样，我也不会接受“顶点”同事的任何邀请，所以没有社交生活是我自己的错，但我只是不在乎别人是否认可我付出的努力。在乌拉圭，事情更简单，在那儿，每个人的社交生活基本都是在使馆派对上展开，轻松愉快。但是来到这儿，全球各处驻点的特工都挤到迈阿密，没有了大使馆的约束，所以这更像一个新兴之城。显然还有一个例外——虽然每个人早上都会去赞尼特，但是一到晚上，大家就会分散到佛罗里达的各个旅馆，当然是他们住得起的旅馆。因此我有两个选择：要么和已婚夫妇亲密交谈，要么和像我一样的单身职员喝得酩酊大醉。但是两者都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如果是跟已婚夫妇交谈，那么肯定这位妻子就会介绍自己的女性朋友给我，或者就是修理他们孩子放在院子里的塑料自行车；单身职员让我想起了农场训练的日子——这里还残留许多农场支援军队的痕迹，所以跟他们喝酒只是徒增伤感罢了。

    当然，到哪儿都有霍华德·亨特的身影。在乌拉圭，我大部分夜生活都是和亨特还有桃乐丝在一起。但是现在桃乐丝还在蒙得维的亚，她要等到孩子们学期结束才回来，而亨特则穿梭在华盛顿和迈阿密两个城市间。我们一周见一次面吃晚饭，每次吃饭时他总会就婚姻问题对我指责一番。

    白天佛罗里达州笼罩在炽热的阳光下，夜晚住宅区街道上种着的夹竹桃和三角梅散发着迷人的香气。此刻，我感觉自己在等待着什么，但“等待”这个词似乎才是最让人绝望的。基特里奇，我似乎就是在等待，我在等待爱情。从许多被遗忘的老电影中，感知那最廉价的兴奋，品味那最香醇的美酒。

    写到这里我停了笔，然后上床睡觉。早上醒来我意识到，把这样一封信放在旅馆里并不安全，于是我便停在保险箱前，把这封不能邮寄的信锁进了信箱里。

    晚些时候在赞尼特，好像辛苦写这封信为我带来了一种魔力——夏洛特用公用电话打给我，说想跟我谈一谈。我能找到一些借口去华盛顿吗？能，因为霍华德一直说派我去华盛顿。

    “最早什么时候？”

    “明天。”

    “一起吃午餐，一点，哈维餐馆见。”电话的嘀嗒声在我耳畔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