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我并不开心——如果我们俩开始交往，她把这事告诉山姆·弗勒德，那他的五万名手下或是一千名“士兵”可能会打断我的腿。就像长的智齿，真心让人害怕，我得去喝一杯，我还得算一下要冒的风险。目测，这种风险会有多大呢？我仿佛听到夏洛特轻蔑地说：“伙计，别哭。你不是吉安卡纳的手下，他也不会杀你。冷静些，你是美国中情局大部队的一员，不管怎么说，山姆都是一个流氓痞子。我们选择和他们交战，那是他们的荣幸。”

    喝了第二杯酒，我又睡着了。当我七点醒来的时候，对我而言，又是新的一天，一种新期望，一个全新的自己。即使我的神经还未完全清醒，但我依然重拾希望，就称其为极度恐惧吧。我又想起了攀岩，和夏洛特在一起的每天早晨醒来，我都会清醒地意识到：我充满了活力（因为，毕竟，每一天都可能是我活着的最后一天）。直到此刻我还记得当人身处绝境时的感受和价值，这种感觉并不糟糕。

    我在对摩德纳的极度思念中醒来。据我算来，我又爱上了一个人。不管对基特里奇的爱有多深，都不会永远不变。我决定以后少写信，也不再寄信了。同样，我也明显地感觉到不再那么忠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