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你们这些有钱的美国人，要从我们古巴人这儿学的东西还多着呢。没有了自由，我们便会堕落，堕落成任何你们可以想象到的样子。在暴君的统治下，我们像奴隶一样心怀恶意。我们腐败、做事无效率、互相不信任甚至愚蠢，没有人会比痛苦的古巴人更可怕了。但是如果让我们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和任何国家有军事冲突，这种情形下的我们又是多么地足智多谋、勇敢、忠诚、士气鼓舞啊。历史上，只有几百人我们也成功实现改革，这是因为我们才是真正坚持民主精神的国家，正如何塞·马蒂曾说的，自由是生命的灵魂，任何事失去了自由都不完美。”

    我说：“听着，听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轮到我说话啊。

    “为你们的美式民主干杯。”他回答道，端起一杯酒，灌了下去。我也跟他一样喝了一杯。

    “是的，”托托说道，“你们美式民主可能试着去理解我们的古巴式民主，但结果是你们理解不了。你们的民主制度建立在平等投票权的基础上，但是我们的民主是建立在人民热情的基础上，倘若某个人改变历史的愿望比其他人更强烈，那么支持他的人就会多一些。这就是古巴人民的选举方式，我们靠的是感觉。拿钱给我，你就能看到古巴式的民主，你们的钱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血液。”

    “你们民主的前提还怪厉害的啊，”我回道，“在美国，我们只有上高中的时候才会有这种幼稚的想法，才会这样打赌。”

    “你嫩得都够当我儿子了，”托托说道，“就是因为你在为有钱的美国政府工作，所以你才敢这样嘲讽我。但我还是需要用你们的钱来买枪，我会试着让你更了解古巴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古巴只有一个军队，有人说是两个，另一个就是我们的烟草。实际上我们谋生的手段是种植甜菜，这是我们唯一的优势。但是国际市场对糖的需求摇摆不定，我们的命运也就不掌握在自己手里。二十世纪糖便宜到一磅才一便士，有时才二十分。从经济的角度来讲，古巴人民就像是个轮赌盘。”他叹息道，一只手重重地落在我的肩膀上。“其他国家的经济波动影响了我国人民的命运，因此我们有着无比强烈的愿望改变历史，这就是赌徒精神，我们相信自己的感受。”

    形势现在对我一片利好，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酒精的缘故，但我还是能听懂他的西班牙语，他对两国政治体制上的差别还挺能说道的。“美国立法人员失败的代价，”他现在又开始说服我了，“就是人格羞辱，你们美国人用自我意识来衡量自身的价值。如果美国人在政治上失利，他一定感觉人格受挫。但是在古巴，政治上失利就是要了命的事。你明白的，暗杀对我们来说是反抗的基本方式，这还真是个有意思的差别哈。”

    “这点我同意。”

    “你见到的卡斯特罗是个厉害的家伙，你明白吗？”他问道。

    “我听着呢。”

    “他成为古巴领导人只有一个简单的原因，那就是有种，你再找不出一个比他还有种的男人了。”

    “那你为何恨他呢？”

    “我不恨他，我只是不相信他。三十年代初期当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我支持的是拉蒙·格劳·圣马丁，我当时是班里最淘气的孩子，在哈瓦那大学上学时，大家不是看谁聪明，而是看谁有种，我们简直就是全世界最难管教的学生。在哈瓦那大学，没有枪就别想当个受他人尊敬的学生。我是班里的老大，我的梦想是减少腐败，把当时总统马查多踢下台。我本来是能成功的，但是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圣马丁没种啊，当他跟我说他不允许我冒这么大的风险时，我徒手就击碎了他的桌子。罗伯托，我举起桌子，然后猛摔在地上，用劲太大都摔碎了它。”

    “现在的卡斯特罗，当时也备受尊敬，”托托说道，“我记得一九四几年他跟其他学生领导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