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八月中旬，亨特开始为他筹谋已久的计划采取行动了，我们那些领导就把他们的指挥部转到了墨西哥。这是情报之眼为即将到来的运动实施的一项必要伪装，也正是亨特所支持的。他的孩子们在结束蒙得维的亚的学期任务后，立即就和桃乐丝一起回到了美国。我觉得迈阿密的住宿问题一定让他很头痛，因为好点的地方都收费太高，现在他和桃乐丝可能已经在墨西哥城找到了一处别墅，这里不仅可以解决他的住宿问题，同时还能够让他大展宏图，就跟当时在蒙得维的亚一样。

    回到赞尼特，我就搬到了一间有窗户的面积更大的办公室里，负责政治行动部门。尽管这窗户外面只是一片延伸到铁丝网、警卫室和大门的杂草坪，还能看见路边一栋栋隶属迈阿密大学的现代平顶建筑。不管怎样，这也是我第一次升职。

    除此之外，这份新工作却没有其他福利了。现在除了我自己的工作职责，我还得同时监视亨特未完成的任务，包括维护与每日乘各种船只抵达迈阿密的古巴人的公共关系。自从我们同迈阿密的报社建立合作之后，他们每几个礼拜都会撰写特辑，介绍古巴人是怎样坐着粗制滥造的筏子从哈瓦那偷渡过来的。这些筏子有些仅仅是用长二寸宽八寸厚的木板和油桶捆扎而成，偷渡全程是从哈瓦那港口到迈阿密，全长一百八十英里；其中还有大部分人是经由墨西哥至圣多明各的空中航线偷渡而来的。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我正坐在La Nevisca的露台上，趁着微弱的星光，我隐约看到一艘载满人的汽艇和两只筏子驶向大海。第二天早上，那只筏子又再次浮现，上面有个年轻人，他两个礼拜前在我这里注册过，是个很有魅力的古巴人，顶着一头卷发。他对我咧嘴一笑，好像他只是刚刚才抵达一样。当然，我还是无法抑制住内心的骚乱——我只是希望亨特能更好地简要介绍我。在我看来，军事活动的最大亮点就在于做出简要精准的决定。

    与此同时，亨特一直通过电报和电话同我保持联系。尽管他现在是在墨西哥湾的另一边，但他仍然想要掌控转交给我负责的工作。现在我名义上是掌管他的情报员招聘工作，但我们的大多数招聘面试并没有带来可靠的“回报”。要招到想为我们工作的间谍并不难，但应聘来的都是些爱说闲话之人、学生空想家、小瘪三、不景气的皮条客、边缘商人、新来的古巴店主、各类船夫、古巴军队的退伍士兵、美国军队中的古巴裔美国人等，在这些人群里我们能招到几个合格的间谍呢？即使是所谓的古巴记者、律师、商人和革命家，他们又能给我们带来多少准确的信息呢？“我们招来的间谍，”正如亨特说的那样，“向我们提供的信息都是他们认为我们想听到的东西。”

    此时正值八月，是加勒比海盛行飓风的时节，卡拉·奥乔开始在霓虹灯里植入西班牙语标志，新来的入境者睡在我们位于迈阿密市中心的招募室里；情报之眼在赞尼特员工中流传起一本手册，里面列着迈阿密区域内一百多个流亡组织，但自从我们在赞尼特编撰了一份同样的手册后，这便成为了我们裁员的一项依据。我也在委员会会议上与其他的案件负责人一起讨论制定出一些可行性方案，将这些流亡人员打造为自治群体，让他们自己清除出该组织中卡斯特罗的间谍。联邦调查局报道说，DGI的人手大概有两百（这则消息已经在赞尼特内部流传开了）。这也就是个内部的玩笑，因为这个数字早在三个月之前就已经在流传了，而且接下来的时间里调查局仍然会谈及在迈阿密狂乱奔走的这两百位DGI。

    然后，在九月上旬，我又收到了另一封被胶带粘牢的信，这封信依然是密封在情报之眼的袋子里。

    信的开头是这样的：

    我附上这封来自鲍比·马休的信,如果你不能把它藏在一个足够安全的地方，那就毁掉它。我还有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