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9月29日

    亲爱的父亲：

    现在看来我的确很乐于给你写信，昨天已经写过一封，今天又再写给你。因为写信给你，我不得不让我的女朋友等我——她具体是谁，这几天我会告诉你的——但她可不是一个愿意久等的人。

    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多说一些关于我同福尔特斯的会见情况，我需要你就他的可信度给我一些意见。

    首先，我来简单说说福尔特斯的外貌。三年前我在蒙得维的亚招到他的时候他还是个很惹眼的帅小伙，身形修长而且肌肉匀称，很受异性的欢迎。但成为一名间谍之后，他的改变简直是极具戏剧性的。体重骤涨，还长出了滑稽的八字胡，活脱脱的一个懒汉形象。

    现在在迈阿密，他依然体重超标，而且还成了一个花花公子——穿着三件套的西装，戴着顶巴拿马草帽，抽着哈瓦那雪茄，看起来比古巴人还像古巴人。

    然而对于鲍比·马休的记忆力我不想评说什么，我相信现在我给你提供的信息都是足够准确的（准确率能达到90%），因为在福尔特斯说话的时候，我做了笔记。

    我必须说他对我们以及我们要干什么的了解程度让人很不安。他天生就是交际能手，频繁出现在各种咖啡馆和饭店，范围遍及卡拉奥乔的大街小巷。他不仅对流言有着敏锐的觉察力，还是个情报工作的天才。那天我邀请他去了安全屋，他竟然知道9月19日是我们建立危地马拉训练营的日子，还知道地址是tRAX，以及我们四百人的训练目的。

    他轻而易举地就向我们建议纳入tRAX的社会成分，他告诉我90%的受训者应该是中产阶级的学生和教授，剩下的10%是工人、农民和渔夫（他说得相当正确，我就是负责人事招聘的）；他甚至还能够详细说明受训者的相貌和武器，他们是如何头戴棒球帽手持黄油枪地与疲倦作斗争。他说得全部正确。他是从哪里知道这些信息的呢？好吧，我们都明白，对古巴人来说，革命是一个家族的事，在一个大家庭里，人与人都彼此诉说与聆听。

    福尔特斯接下来说的话让我很惊讶。“我计算了一下，”他对我说，“入侵爆发的那一天只会有不到1500人参战。”

    我对他笑了笑。我自己是没有一点线索的，但我故意跟他唱反调，我说：“这不可能，就这么点人是拿不下古巴的。”

    “能的，”福尔特斯告诉我，“如果卡斯特罗不再是民心所向。而且，毕竟巴蒂斯塔也不受爱戴。当然，现在情况不同了。”

    他继续对着我侃侃而谈。卡斯特罗退居山区开展游击战争时的医疗条件十分恶劣，每2000人才有一个医生。“古巴的老话里说只有牛才需要注射疫苗。”他告诉我，接着便是一场偏左派的介绍（我相信他的数据，只是就礼仪方面我有些怀疑，但他的数字还是吓了我一跳）。在巴蒂斯塔的统治之下，4%的古巴农民是经常吃肉的，2%吃蛋，3%吃面包，11%能喝上牛奶。他们不吃绿色蔬菜，大米和豆子遍地都是，岛上一半的家庭都没有厕所。然而，在哈瓦那，交通堵塞时有发生，电视机也不是什么稀奇玩意——做一位哈瓦那居民就是要去相信古巴是一个先进的拉丁美洲国家。他说：“你们流亡运动的精神领袖是哈瓦那，不是古巴；他们全都是中产阶级。”

    “你听起来像个拥护卡斯特罗的人。”我对他说。

    “不，”福尔特斯说，“我的心一直都是四分五裂的。”我必须警告你，他不是没有拉丁人的倾向。“这种一生都困在左右手斗争中的人，内心世界总是密封的。”他严肃地说。

    “为什么你不支持卡斯特罗呢？”我问。

    “因为他会摧毁我想要的自由。像我这样身处哈瓦那的人，没有自由就只剩死路一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