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为什么不反对他呢？”

    从这里，他便就革命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展开了一段有趣而冗长的探讨，听完绝对能让你热血沸腾。

    福尔特斯说，资本主义实际就是精神错乱，它只不过是暂时存在的，它的长久只能建立在损坏自身生命力的基础之上；所有更大的道德问题则是代表了爱国主义、宗教或者精神分析。“这就是为什么我是一位资本家，”他说，“因为我是个精神病患者，因为我很贪婪，因为我想快点得到顾客的满意。如果我有精神疾病，要么我会去找我的牧师，得到他的赦免；要么我会花钱请一个精神分析师，花上好几年时间来使我确信我的贪婪就是我的病根。我可能会对我的自私感到抱歉，但我会尽量改正的。对于如何维护一个发达社会，资本主义算得上是一个意义深远的解决方案——它能一剑击中我们的权力欲望。”

    到目前为止你一定已经了解，他这个人坐在椅子里、喝着小酒的时候，是很装模作样的。他采用了我从未想过的二分法——呆瓜和傻瓜之间的巨大差异。“这个差异很深远，”他说，“呆瓜在智力上是弱势群体，这很悲哀但也无可更改；而傻瓜却是因为他们自己做的决定而变得愚蠢，他们践行的是有意的消极，他们满足自己需求的手段是隔断别人的欲望。在共产主义之下，现实为未来作牺牲，傻瓜们却堵住了所有工业‘毛孔’，他们以懒散和低效为乐。然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一个贪婪的傻瓜将会面临一个痛苦的抉择——只要他一直这样愚蠢下去，他就不能满足自己的贪欲，因此，他经常不得不绞尽脑汁想出一些致富之道。所以，在共产主义下郁郁不得志的人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就会变得富有又圆滑。”

    没停顿多久，福尔特斯又接着说：“另一方面，卡斯特罗离不开共产主义者的支持，没有他们的话，他的革命将会溃不成军；有了他们的话，他就有机会锻炼提高他治理国家的政治才能。”

    “那你是说共产主义并没有对古巴不利是吗？”

    让他集中在一个话题上真是困难啊！“我没这么说，”他说，“我不确定。六个月前我去过那里一趟，那里的女人让我印象深刻。你应该去看看她们穿着红衬衫黑短裙组着队扯着嘹亮的歌声大步往前迈进的样子，共产主义对她们来说就是团结一致。”

    他的话也令我想起了霍华德向我描述这些女人的时刻，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霍华德称呼她们为“一群不守规矩的母羊”。

    “确实，”福尔特斯说，“这些女人实在是让我很感动。她们拥有一种从未有过的自我存在感。卡斯特罗似乎天生就懂得如何为不同的受众提供相应的服务。这就是当巴蒂斯塔在1958年底战败逃离古巴时，卡斯特罗没有赶去哈瓦那的原因。他从马埃斯特腊山脉启程，然后在沿途的每一座大城市留下一次时长四个小时的演说。演说时他的头顶上方会盘旋着一架黑色直升机——这真是够轰动一时的，仿佛头顶上方悬着代表自由的死亡天使。死亡在他的革命中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当然，女人们也都会懂的。按西班牙人的思维，我们此刻在地球上的流血与牺牲是天赐的。如果恰好有更多的医生、教育和更好的经济发展，那对拉丁人的革命来说，就是鲜血、死亡与进步的三位一体了。”

    “为什么不和流亡等同对待呢？”我问他，“他们可不像是巴蒂斯塔的左翼分子，但他们也是为自由而战。”（我不得不承认，在佛朗迪待久了，我听起来都有些不谙业务的样子了。）

    “是的，”福尔特斯说，“不采取暴力手段的话怎么能够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开展重大的改革呢？卡斯特罗的答案未免有些消极，他认为只有暴力才是比贪欲更强的力量。如果流亡者回到古巴，我敢向你保证，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贪官将会交织成一张贪欲的网，他们会比空想家获得更多的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