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漫”，还有一条最好的，“等待安的列斯群岛的曙光”。

    1961年4月11日

    今天波托马克河畔的樱桃开花了，这自然的馈赠似乎象征了我们今天的心情，但也可能是我自己的推测而已，总之我看到大家脸上挂满了笑容。

    古巴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为CRC，带着托词去纽约会见他们的最高领袖，弗兰克·本德，一个常常叼着烟的秃顶东欧人，不会说西班牙语。他把他们带进了一间小型会议室，对他们说，这次袭击意义重大，如果他们想抵达滩头阵地，那么接下来的几天，他们就必须待在纽约的一间宾馆套房里与外界隔绝——这是考虑到信息的保密性，也不可以打电话。如果他们中有任何一个人不同意的话，那么他就可以“自由”地离开并“自愿”放弃参与这一行动。但是，这位东欧老手本德也向我们暗示：这种“自由”相当冒险，因为上级很有可能会单独隔绝离开该行动的CRC领导。所以，这些领导者自然都同意被集体封锁。亨特认为这些复杂的步骤是很必要的，因为曼纽尔·雷的缘故——他很有可能是个泄密者，但我却觉得这是因为托托·巴尔巴罗也不一定。总之这些领导连信息也发不了了，我想想就觉得开心。我忽然想到，我们一定用了至少20位赞尼特的人，来编出各种借口将这六名高度独立的古巴绅士带去纽约。好吧，我们很擅长此事，而且我们也应该这样做。

    已被软禁的本德告诉亨特，他们一直向他打听新消息，而且还说：“如果我们已经成了囚徒，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得到一点特权（提前向我们透露消息）来作为补偿呢？”

    与此同时，为了做好CRC的宣传工作，奈特雇佣了麦迪逊大道上的一家叫作莱姆·琼斯的公共关系公司，实际上，这是他第二次雇佣这家公司了，而且这家公司也曾为佛朗迪做事。看到菲利普斯的表情，我能确定他又要开始讲故事了。

    菲利普斯开始说道：“去年九月，琼斯在佛朗迪赚了一笔钱。同月，卡斯特罗也被选为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人，于是我和琼斯公司就决定让他去面对一车的古巴女人——‘来自迈阿密的妈妈们’，这俨然成了一辆‘悲伤大篷车’，并在圣帕特里克大教堂的祷告环节达到高潮。

    “但悲哀的是，从迈阿密去华盛顿的路上，我们的‘特聘’灰狗巴士真是慢得要命。一车女人中有四位怀孕妇女，她们简直每十英里就得小便一次。我们到达华盛顿的时候已经晚了，错过了那次新闻发布会；同样悲哀的是，‘悲伤大篷车’到达纽约的时间竟晚了整整一天，但幸好女人们到达了圣帕特里克大教堂，我们通过报纸或者电报得知了女士们在教堂祷告的消息。所以我说，再次雇佣莱姆·琼斯公司是很值得的。”

    1961年4月12日

    真正的行动已经开始了，愈加紧张的气氛弥漫在整个战情室里。

    今天我得知波多黎各的卸货速度比预期的还要慢。起货机一直在工作，船上有一大块舱口盖已经生锈了，我们花了好几个小时才将它撬动。但大部队依旧士气高昂，人们都亲手卖力地搬动这些货物。我的想象开始天马行空，仿佛听见了绞车尖厉的运行声和起重机的喘息声在港口上空回荡。一旦货物装上，它们就会上锚被吊到几百码之外，再在大部队的帮助下顺利上船。听说，军队士兵就睡在营地的甲板下面，还有一部分人睡在舱口盖的防水油布上面，而官员们仍然住在岸上的小帐篷里。今晚等他们收到行动开始的命令、了解到袭击方向之后，他们会举行一次狂欢派对以鼓舞士气并预祝成功，到那时他们就会知道他们将会在古巴哪里着陆。

    我们在波多黎各的人也报告说，尼加拉瓜总统路易斯·索莫查给大部队下命令：“务必给我割几根卡斯特罗的胡子回来！”我们的观察员补充说道：“因为索莫查长得圆圆胖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