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了痛风的艾伦·杜勒斯周四一大早就从波多黎各回来了，我父亲去了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接他，他对我父亲说：“这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天了。”

    还是周四的早上，那三位流亡领导人从华盛顿飞回了他们在迈阿密的家里，而我也一路陪同负责解决他们可能遇到的问题。单独护送我们的古巴人回去是一件苦差事，我没有一个上级想揽这份活，所以我在强制分配这个任务的前一刻自愿揽了下来。

    这真是一趟安静的旅行，我的心情就跟抬棺者一样沉重。我们乘坐空军的飞机抵达了迈阿密，等我安排好他们的市内交通之后，我们便郑重握手以示告别。很明显，他们已经受够情报局了。

    中午之前我就已经完成了这项任务，我本来可以乘坐另一架飞机于今晚返回华盛顿的，但我决定开到市中心，把车停下，在四月的熏风中好好散散步。穿过第二大道，我有一种想要走进耶稣天主教堂的冲动，这是一座伟大的军工厂，有一百八十英尺宽，长不少于三百英尺；完全属于迈阿密式的建筑风格，墙是粉色和绿色的，小礼堂则是金黄色的。在过去的十个月里，我去过那里很多次了（那里曾是一个情报秘密传递点）。

    所以，是的，我知道第二大道上有这么一座耶稣天主教堂。在和摩德纳相爱之后，我也独自去过那里几次；我发现（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教堂能够净化你心中的七情六欲。我曾经甚至想过，如果采取非常手段，圣公会（Episcopalian）的教徒们是否愿意加入天主教。有时候我甚至和摩德纳在教堂后面的祈福蜡烛那里约会——不过我选的这个地点也许激怒了她，她大概已经有一年多不曾踏足教堂了，之后再去时则是因为参加她同事的婚礼。

    今天耶稣教堂不是空无一人了，一个小时之前就有大批人来到这里了。下一拨人要到下午五点才来，然而现场已经座无虚席，到处都是在祷告的女人。我不想看她们的脸，因为她们中大部分人都在哭泣。我的耳朵一向对教堂里的肃静很敏感，可是今天如哀悼般的哭泣声不绝于耳。痛苦的低语声从男人女人、父亲母亲以及兄弟姐妹的喉咙中传出来，他们都是大部队中战死沙场的勇士们的亲属；忽然间，这种失去亲人的痛苦也如潮水般淹没了我。我想象着这些哀悼的人们在十字架下祈求庇护，结果最后等来的却是这样的噩耗，这何尝不是基督和灵魂带给人们的痛苦与折磨啊！哀悼者们也一定都是心中苦痛，害怕来自上帝的亲切眷顾会从这个世界上永久消失。

    我知道这种想象不过是一种自我欺骗，我的痛苦之下掩藏的是愤怒。我没有感受到温柔亲切的爱意，我不知道自己的愤怒到底是来自总统先生，还是他的军师们，还是机构本身！我的愤怒就如同一位刚刚被转动轮夺去胳膊的工人，他不知道该责怪机器本身，还是楼上开动机器的人。所以我独自坐在教堂里，从未有过的悲伤袭上心头。我知道猪湾之战对我来说并未结束，因为我还没有悲伤到掘开坟墓埋葬自己的希望。但是我几乎要被这个压抑的问题判处死刑：这究竟是谁的错？

    就在这时我看见摩德纳坐在教堂的另一端。她独自一人，裹着镶花边的黑色头巾，跪在地板上做祈祷。

    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好兆头，幸福的感觉闪电般涌遍我全身，就如同一阵暖风把我这棵小草吹向了太阳。我站起身来走到教堂后面，转到她那一边，向她的位置走了过去，然后在她旁边坐了下来。我想象着，当她转过头看到我的那一刹那，她的碧眼里也一定会闪烁出惊喜的光芒，而且还会小声地叫着我的名字：“噢，哈利。”

    然而，当这个女人转过头来看着我时，我发现她不是摩德纳。我凝视着的是一位年轻的古巴女人，除了发型一样，她们再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我一直在假装甚至欺骗自己什么都不曾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