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的人比安/拉稀更能和卡斯特罗说上话的了，所以权衡之下我们将会继续和安/拉稀保持联系。”

    赫尔姆斯为什么支持我父亲？对此我有一个合理的猜测。九月中旬，我们得到消息说美国和古巴正在进行一场秘密和平谈判。夏洛特仍然和派往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保持联系，所以我们源源不断地收到调查局传来的录音记录，内容与古巴驻华盛顿大使和驻联合国古巴代表之间的谈话有关。调查局还对联合国大楼的阿德莱·史蒂文森的办公室动了手脚，每天早上我们都会收到从“盗墓者”的三条途径发来的信封，我这才明白，史蒂文森大使的办公室本来应该是FBI的禁地，但是是谁建议胡佛这么做的呢？无论如何，我们有足够的信息材料。如果我所猜测的这些分散的片段真的是情报人员的悲惨生活的话，那么我至少可以理解现在这样杂乱如麻的状况了。

    九月十八号，联合国美国代表团的特别顾问威廉·阿特伍德，向国务院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艾夫里尔·哈里曼发了一封机密邮件：

    在我看来，孤立古巴政策更加刺激了卡斯特罗在拉丁美洲制造冲突的决心，同时还把我们衬托成一个欺凌弱小的大国形象。

    联合国中立外交官认为，我们有理由相信卡斯特罗将会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即使这种做法会激怒他的核心共产主义分子，他还是有可能与我国建交。

    以上信息可真可假，但是无论卡斯特罗是否真的愿意和谈，也不管我们是否弄清楚了他下一步的计划，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都是只得不失的一方。如果卡斯特罗愿意，那么我可以以个人名义前往古巴，当然，我会把自己的往返行踪告诉总统先生。

    几天以后，我们得到消息，阿特伍德把哈里曼的反应告诉了阿德莱·史蒂文森，他说这个建议会让肯尼迪担很大的风险：“不管是哪一个共和党员，只要他们得到了一丁点儿口风，那我们就要付出惨痛的代价。”但是，哈里曼告诉阿特伍德他感觉“太冒险”，并且建议罗伯特·肯尼迪出面。鲍比在阿特伍德的便签边缘写着：值得追踪，联系麦克·邦迪。然后邦迪告诉阿特伍德：“总统很希望看到卡斯特罗能够从苏联阵营中脱离出来。”受到这样的鼓励，阿特伍德就主动联系了古巴驻联合国大使卡洛斯·莱丘加。

    紧接着，赫尔姆斯、夏洛特、卡尔的三人会议陆续展开。他们告诉我，他们的策略就是由麦科恩局长指挥特殊行动小组，让他们在古巴开展新一轮的破坏行动。卡尔得到委任后就迅速开展破坏炼油厂的行动，同时十月六号加勒比海的一场飓风又占用了大量船只和劳力。然而袭击并没有成功，其中还有两位降落在古巴的飞行员被捕。

    卡尔并没有特别沮丧，毕竟他不认识那两个人，我也不认识。巴特勒·迪克斯回我的电话说，他已经急忙开始行动了。是我们运气差还是他没有准备好，这个问题如果没有问询就不能下结论，但是很显然，我们的人再也没有机会调查安/拉稀了。

    我父亲没有伤心，但是巴特勒却很生气。他从迈阿密打来电话，满口兰利总部的语气苛责抱怨，我实在很难忍受一个大男人这个样子，于是我说：“好吧。我父亲有责任，我有责任，那你呢？你有没有认识到自己一丁点的错误呢？”

    “没有，”他说，“是你首先安排沙威·福特斯给我，我不得已才选了他做我的联络员。”

    “我给你你可以不要嘛，工作不需要你这么勉强。”

    “没有时间，我再重复一遍：没有时间，我必须用他。他一定是暗中向古巴海岸警卫队通风报信。”

    “他怎么会呢？你不是没有告诉他我们的人是从哪里登陆古巴的吗？是不是？”

    “他可能是当场发了个普通的警报吧。”

    “他现在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