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卡尔的情绪就变得特别不好了。昨天下午，他和特别行动小组谈论他的行动方案，这期间他得知肯尼迪总统接受了一个受人尊敬的法国记者珍·丹尼尔的采访，时间持续了半小时。这个法国人的采访是由阿特伍德安排的，现在人已经在去哈瓦那的路上了。哎，可惜总统办公室装不了任何窃听器。但是十月二十四日的晚上，联邦调查局在联合国发布了一篇报告：

    阿特伍德告诉史蒂文森大使，珍·丹尼尔是一个专业的记者，他不愿意重复与肯尼迪总统的谈话内容。但是丹尼尔透露，他与肯尼迪总统的对话“非常刺激”，还说“卡斯特罗的回应也许会颇有成效”。

    “是的，”卡尔说，“你可以想象，笑面虎杰克把珍·丹尼尔介绍给了肯尼迪夫人，毕竟我们的第一夫人在巴黎还是很有魅力的，你能让这样一个顶级记者不见一见第一夫人就打道回府吗？杰克告诉珍，他并不反对集体主义，只是反感苏联的辱骂无礼罢了。或许他这是暗示珍，他会想办法和苏联和平共处，我相信杰克·肯尼迪有能力把大矛大盾说成是一个小小的家庭误会。”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如果你愿意花上三个月时间来观察那些华盛顿阴险小人的举动，你就会发现它有多有趣了！”

    谁能说我的父亲没有先见之明呢？珍·丹尼尔采访杰克·肯尼迪的事已经过去了五十天，这份报道才公布出来。

    来自《新共和报》

    1963年12月14日

    10月24，周四，肯尼迪总统在白宫接见了我。我们路过他秘书正在工作的小房间时，碰见肯尼迪夫人正从一个拥有法国式窗户的房间走出来去白宫的私人花园，总统叫住了她，把我介绍给她。

    华盛顿小阳春，天气非常暖和，肯尼迪总统和夫人穿得都比较单薄，给人青春活力、朴素却迷人的印象，这和他们平时的严肃、威严截然相反。总统夫人离开之后，总统让我坐在他办公室中间的半圆形沙发上，他就坐在对面的摇椅上。采访时间持续了20到25分钟，中间除了一个电话，再没有受到别的打扰……

    现在我的笔记可以派上用场了，我可以引用肯尼迪总统的原话：“我想和你谈谈古巴……”下面的话说得非常具有说服力，他下意识摆动简单的手势来强调他说的每一句话，这一点已经人尽皆知了。

    “我要告诉你这个：我相信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经济殖民、矿产开采以及羞耻心比古巴还要差，但这也部分归咎于我国在巴蒂斯塔时期对古巴的政治影响，我相信这是我们无意识中刺激了卡斯特罗反抗，我想这么多的过错已经影响到了整个拉丁美洲。这也是美国对外政策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可以向你保证，我理解古巴人民，也支持卡斯特罗在马埃斯特腊山脉地区奋起反抗，那时候他向世界呼吁公平，尤其希望古巴能够摆脱腐败。我甚至还会说：一定程度上巴蒂斯塔代表美国做了许多恶事。现在，我们必须为这些罪恶埋单。就巴蒂斯塔的政权而言，我支持古巴的第一批改革。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们沉默了一阵儿，在这期间，总统先生感受到了我的惊讶和我的好奇，他继续说道：“但是很明显，现在问题已经不止古巴一个国家了，这已经上升到了国际化高度，也就是说，苏联也牵涉了进来。我是美国的总统，不是一个社会学家，我是一个自由国家的总统，我们对世界的自由负有责任。卡斯特罗背叛了他在马埃斯特腊山作出的誓言，现在他已经成了苏联的特工，在拉丁美洲地区做着不法活动。我知道，因为他的这个错误，世界于1962年10月差点发生核战争。不管是因为他的‘独立意志’，还是他的疯狂，还是他信仰的共产主义，总之他错了。苏联很清楚这一点，至少我们的反击会帮助他看清如今的情势。但是卡斯特罗呢？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