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权更加清晰，也更加有保障，尽管离完美还有一定的距离。中国拥有数量巨大且吃苦耐劳的劳动力群体，与中国的香港特区、台湾地区以及日本地缘的接近（带来技术和投资），加上全球经济的开放，都对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发挥了作用。重组的制度改进使得这些根本性的经济增长推动力得以释放。

    但是这一问题的答案也显露出消极的一面。制度建设仍在途中，被释放的强劲有力的增长动力或许胜过了所有仍然存在的制度问题。但是，现在仍然有足够的增长动力吗？假如今天的增长动力只是最初的改革步骤产生的结果，那么，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制度改革，增长速度将不可避免地放慢。持这种观点的人，包括我的很多中国朋友相信，腐败、权力的滥用和特殊利益集团意味着中国经济需要更多的制度改革，否则将难免发生严重的危机，或者（更有可能的是）经济发展逐步老化僵化。随着2008年底中国经济减速，这一问题变得更加紧迫。仿佛一夜之间，几个咆哮的增长引擎突然安静下来，人们开始追问，中国经济长期快速增长的基点在哪里。

    由此将我们引向本专题的最后一个问题：当前中国的制度能有多大的改变空间？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在阿西莫格鲁看来，制度环境基本上不会改变——社会建立的时候制度就被创立。但我认为，有理由怀疑阿西莫格鲁的悲观是否适用于中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彻底打破了旧有的社会秩序，今天我们没有了皇室家族滥用权力的担忧，而且，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带来了沧桑巨变。尽管很显然我们生活在一个继承了很多历史遗产的环境里，但现在怎么样，制度在不断发生变化，还是陷在了哪一步？如果在哪儿被卡壳了，我们的问题就来了。

    我们仍然借助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调查来找出一些蛛丝马迹。下面列出从2004～2008年间中国企业经营环境发生的一些变化。结果有喜有忧：

    开办企业所需的日期从48天下降到40天，相关行政费用减少了一半，最低注册资本也明显降低。这是很大的进步。

    申请建筑许可的成本有所降低，但审批仍需336天。时间仍然很长，但比俄罗斯快，那里需要704天。

    2008年新《劳动合同法》实施以后，企业解除劳动合同的难度加大。劳动法律历来十分复杂。我们完全赞同有必要保护工人利益，但新《劳动合同法》的部分条款似乎走得有点远。

    物权登记的成本也略有降低，从物权价值的3.6%降低到3.2%。便宜了当然更好。

    银行潜在客户的信用信息更容易查找，理论上应该使得银行可以多向小企业放贷，但实际发生得并不多，银行仍然需要抵押，或者更愿意向大型国企放贷。

    企业缴纳税款的种类和程序也有所简化。目前，大部分企业只需缴纳5种税，大大低于2004年该调查开始时的35种。计算应纳税额所需的时间也有所下降，但一年中有504个小时用于清算税款，仍然十分繁重。与2007年所需的972个小时相比进步不是很大。

    货物进出口所需的行政费用略有提高，在港口发生的费用也有所上升。

    企业破产时，股东本金回收率略有上升，从1美元本金收回32美分上升到35美分。但还是不够高，股东本金回收率最高的经济体在90美元以上。

    世界银行未列出调查开展初期的整体排名，在有综合排名的最近两年中，中国的营商环境获得了改善，世界综合排名从第90位上升到第83位。不错但还不够理想，中国的整体营商环境仍然十分普通，这也预示着仍需很多努力。

    那么需要做什么？理论上说，需要简化已有商业规则，增加规则的透明度，加强对既有规则的日常强制执行。说来容易，难在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