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次好的坐在第二排，以此类推。我认为据此能最好地描述伊格这个人，他的座位不是在第一排，就是在第六排。大部分学生顶多移动一排；伊格则要么冲到第一排，要么沦为羞耻的第六排，然后下一周星期五又突然爬至顶峰，回到第一排。很明显，科瓦奇先生在知道儿子这种糟糕的情况后采取了一些措施。

    但不是身体上的惩罚。我曾问过伊格，他说：“不，他没打我，只对我说别犯傻这类的话，还有，嗯——你知道的——”

    我确实知道，因为我猜伊格对父亲科瓦奇先生的态度和我差不多，是近乎狂热的英雄崇拜。原因之一是，大部分朋友的父亲都“在城里工作”——贝斯海滩居民特有的说法，这意味着一周六天，每天早晨他们都要去第八大道的车站，乘坐布鲁克林—曼哈顿列车前往位于曼哈顿的办公室。科瓦奇先生是个例外，他是贝斯大街有轨电车上的售票员，体型魁梧，镶有铜扣的蓝色制服和帽子下的躯体孔武有力。跑贝斯大街线的车都没有侧壁，每排坐椅靠得很近，售票员必须穿梭于支在车外的狭窄平台来收取车资。在我们看来，科瓦奇先生的工作十分有趣，能与之一较高低的，只有以前绕着康尼岛旋转木马卖票的那个人了。

    另一个原因是，大部分父亲——至少到我现在这个岁数时——都不怎么运动了，而科瓦奇先生的棒球打得非常棒。每周星期天下午，住在附近的年轻人都会聚集在海滩边的小公园里进行自选队员棒球赛，在圈出的菱形场地里打满九局，科瓦奇先生每次都是众人瞩目的焦点。在我和伊格看来，科瓦奇先生既能像万斯一样接球，又能像扎克·维特一样击打，这样就足够了。轮到父亲打击时，伊格的表现很值得玩味。对方投手投球时他一直啃指甲，如果科瓦奇先生成功击中，伊格就会尖叫着跳起来，声音大得能要了你的命。

    比赛结束后我们会拿着一盒爆米花挤到队伍里，然后大家围坐在公园的长椅上聊天。伊格就像他父亲的影子；寸步不离地跟着，完全融入其中，和大家一起吃吃喝喝。而我则一个人远远地待着，因为我无法像伊格那样找到自己的位置，便决定与他们保持一段距离。每个这样的午后我回到家，都会越发觉得我的父亲是那么的平凡、臃肿，他总是习惯性地坐在门廊上，身边堆着星期天的报纸。

    刚得知我们全家即将离开这个地方搬去曼哈顿时，我完全傻了。曼哈顿是偶尔哪个星期六下午去的地方，盛装打扮，陪母亲逛沃纳梅克百货公司或者梅西百货公司，运气好的时候能在父亲的带领下去赛马场，又或者参观自然历史博物馆。我从来没想过那里也可以住人、生活。

    不过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想法在慢慢改变，变得有些担忧又有些激动。这终究是件颇为英勇的事——进入未知世界——附近的孩子们纷纷跑来打听让我更加扬扬得意。

    然而，真正到搬家那一天我才发现之前的一切都毫无意义。家变了样子，奇奇怪怪的，堆满了大包小包；父母正烦恼不已；而我则因意识到改变已迫在眉睫——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体验搬家——吓破了胆。

    早早地吃完晚饭，我便带着这样的心情穿过隔在我家与科瓦奇家之间的树篱，坐在他们家厨房门前的台阶上。伊格出来坐在我的旁边，他能体会到我的心情，并因此不太舒服。

    “喂，别像个小孩似的，”他说，“这很棒，住在城里，想想你即将见识到的东西。”

    我告诉他我什么都不想见识。

    “好吧，那就什么都别见识。”他说，“想读点儿东西吗？我有一本新的《泰山》和《男孩联盟在日德兰半岛》，你先选，剩下的给我。”

    这提议真是大方得不得了，但我说我什么都不想读。

    “好吧，可我们不能就这么闷闷不乐地坐着吧。”伊格通情达理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