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斯马斯·哈迪站在欧文大街的人行道上，正在和另一个叫韦斯·法瑞尔的律师说着什么。他们之前也就见过一两次面，最近一次还是在去年九月份格里斯基的婚礼上，他们在那儿碰到一块并一起比酒，试验了一下人体对香槟酒的承受限度。结果表明，他们两个人的酒量都够大。

    昨晚，弗兰妮终于在三叶草酒吧露了面，而且她和哈迪还继续了他们的约会——到紫月华餐厅吃了中国菜。回到家后，他头脑中怎么也抹不去麦圭尔在故事中提到的肖恩·麦基的影子。今天上午，他向周围人打听，才知道麦基的家人实际上已经聘请了一位律师——也就是法瑞尔——来就他的死亡事件开展医疗事故方面的调查。毕竟医疗是最近的热门话题，昨天是蒂姆·马卡姆的死讯，这让他有兴趣知道更多的情况。法瑞尔会是一个不错的信息来源。哈迪知道，法瑞尔也会觉得求之不得，十分乐意去干这件事。因此，八点半刚过，在韦斯快到办公室时，哈迪手里拿着一瓶系着丝带的香槟酒站在了人行道上，等着他出现。

    法瑞尔亲热地跟他打着招呼，如同见到一个失散多年后的兄弟，但当他看见哈迪递上的礼品后故作惊恐地将身子向后退了退。“自从阿布的婚礼之后我就再没有喝过一口那东西了，那天一次就喝够了十年要喝的酒，足够了。如果让我再回想一下那天的话，我不敢相信我真的那么做过。”

    “那就像骑马一样，”哈迪说道，“它突然一跳把你摔到地上时，你得从它的右后方跨上去。丘吉尔天天喝这东西，你知道吗，连早餐时都要喝。他还获得了诺贝尔奖。”

    “因为喝香槟酒吗？”

    哈迪摇头表示否定。“是和平奖，我想，不，等一下，或许是文学。”

    “如果是和平奖，那可真是太好了，”法瑞尔没有顾及哈迪，而是自顾自地说道，“我喜欢他们怎么把和平奖授予这些世界级的战争者的那股疯劲。亨利·基辛格、黎德寿、亚赛尔·阿拉法特。丘吉尔也属此类。这些家伙绝不是甘地，你知道的。”

    “政治家。”哈迪说，“如果你是个政治家，那么战时你就可以想杀多少人就杀多少人，之后当你住手时，瑞典的每一个人都会心存感激地授予你和平奖。”

    “只有一点你搞错了，瑞典不颁发和平奖。”

    “不发？那谁发呢？”

    “挪威。”

    “什么时候开始的？”

    “很久以前的事了，我想。其他的诺贝尔奖项都出自瑞典，但挪威颁发的是和平奖。不要问我为什么。”

    “他们或许都是不错的政治家。”哈迪说。

    “我也能做个政治家，”法瑞尔说，“我也想杀很多人。”他现在正坐在椅子里整理着吸墨纸上的那些笔，“也许我能自我防卫，那就会意味着我有一个顾客。”

    哈迪将椅子里的身子靠向椅背，跷起二郎腿说：“近来事情进展得不顺利吗？”

    法瑞尔的手在空中漫无目的地挥了一下。“几乎不值得每天都开着办公室。”他叹了口气，“如果我不是如此关心我的那些委托人的话……”

    “麦基的案子，比方说？”

    法瑞尔的身子矮了下去。他失望地把脑袋前前后后地摇摆了好几回，随后用猎犬一般锐利的目光盯着哈迪说：“不要告诉我他们去找过你。”

    哈迪哈哈大笑起来，随后又克制住了自己的失态。毕竟，丢掉生意不是什么可笑的事情。“没有，”他说，“我发誓。我不是在挖走你的委托人，韦斯，不过这事关系到麦基。”

    “他们怎么样，不仅失去了一个儿子，而且头脑不清、无理难缠吗？”

    “怎么难缠了？”

    “因为最近我们的最高法院规定，就像你可能已经听说过的，个人不能就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