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克曼信守了自己的承诺。星期一早上哈迪到达办公室时，已经有不止两份关于马卡姆案件的书面调查材料准备好了，就摆在他的面前。他给自己要了杯咖啡，在办公桌前坐了下来，打开了第一个文件夹。显然有人已经动过了这个副本，因为有几个调查谈话的笔录被打印成了定稿，包括格里斯基与肯森，以及和女佣安妮塔董的谈话，还有布拉科与安肯森之间的谈话。他快速地翻动着文件。所有的东西都没有用标签分门别类地加以标注，查阅这些文件对他来说是一件费神又费力的工作。不过能看到这么多梦寐以求的东西，他为自己得偿所愿感到满意：对车辆肇事逃逸案的第一手事故报告，马卡姆死后医院随即做出的验尸报告，斯特劳特做的尸体解剖的发现和官方的死亡证明材料，对马卡姆家做出的最初的犯罪现场分析。

    他坐在那儿看了一个多小时，丝毫没有注意到时间的流逝。他的手只是偶尔机械地伸向咖啡杯，把它送到自己嘴边喝上一口。杯里的咖啡早都凉了。突然间，他的身子就像遭受了什么外力的打击一样，直直地坐了起来。他从面前的文件夹上抬起头，惊奇地看着自己办公室里熟悉的陈设和装饰，就好像是第一次看到一样。此时此刻，舌尖上还留着咖啡残渣的苦苦的味道，他在心里细细揣摩分析着犯罪证据，俨然觉得自己又是一个地方检察官了，要把这个案子办下去而不是为它进行辩护。这种感觉完全出乎意料，甚至莫名其妙地让人感到不安。

    他从椅子里站起身，觉得自己刚才闪过的这种感觉有些可笑，便自嘲似的摇了摇头。他站在办公桌前投了一轮飞镖，随后又走到窗户旁边，俯视着楼下的苏特大街。窗外，退去光彩炫目、浮华虚幻的周末景象之后，旧金山又换上了它那副工作日里惯有的平常面孔——街道上散落的垃圾碎屑在海湾吹过来的清爽微风中轻扬舞动，发着微光的太阳不时地从云层中露出脸来。

    他明白，这种感觉的出现不是咖啡刺激的，真正的原因在于他自己正处于起诉人的思维模式之中。要证明他的委托人是无辜的，只能遵循这一冷酷的前提，那就是他必须证明杀马卡姆的另有其人，而且据推测也杀了他的全家。这留给他的只有一个要求——找到那个人并用证据来证明其有罪。

    他清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自己当初就没想过要当一名辩护律师。他不是生性就被拽过去站在被告人这一方的。在正义和宽恕之间，他总是倒向正义这一边。离开海军陆战队的越南战场之后，他当了几年警察，随后怀着要从事一种把坏人都送上审判席并关进监狱的职业这样一种朴实的想法——这也一直是他的人生取向，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生活里——他去读了司法学校。要是以前的那位地区检察长没有因为办公室政治而解雇他的话，他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他还在下面的大厅里与玛琳一起为杰克曼工作。尽管现在他已经加入辩护律师这个行列好长时间了，长到都已经习惯这个职业身份了，但内心深处依然保留着做个检举人的纯洁的渴望。

    法律，就像大卫斯弗里曼爱说的那句话一样，是一个复杂而又美丽的东西。而且，哈迪认为，再没有比这更复杂的了。一方面，一个无罪判决并不总是意味着你的委托人确实是清白的，没有犯下被指控的罪行；另一方面，一起有罪判决就意味着你的委托人是有罪的。当哈迪这个辩护律师用精彩的辩论或是某种合法的手段让某个委托人免受处罚时，他当然有一种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佣金入袋的满足感。但这种满足感是微不足道的，他更渴望自己能够证明一个恶棍有罪，并把他剔除出这个社会。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获得那种让灵魂升华的正义感。

    他坐回到办公桌前，又喝了一口凉咖啡，目光重新回到他面前的文件夹上。这儿有一些波托拉医院几个护士的谈话记录。快速地看过一遍之后，这些谈话材料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