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肯定不会满意这一产品在中国的扩展速度。1992年，达能到了上海，给一个叫王佳芬的女人打开了世界之窗。达能急切需要一个突破口，但是当时的光明显然不是。

    1993年，秦鹏成为达能中国区总裁，据说是因为他的前任在与北京华冠食品的谈判中让老牌对手美国卡夫食品公司捷足先登。事实证明，这个曾在法国生活多年的中国人对达能在中国开展“合作”战略至关重要。

    更重要的是，他遇到了合适的时机。1992年，银行对企业大规模放款，紧接着，1993、1994年清理三角债，银根紧缩，融资渠道堵塞，大批企业死掉。朱新礼正是在1992年开始创办汇源的。这个时候，达能应该开始感到，把它的基因植入中国企业体内是多么容易。1996年，达能先后完成对武汉东西湖啤酒、深圳益力食品公司（益力矿泉水生产商）的收购和与娃哈哈的合资。

    2000年收购乐百氏之后，达能的全球战略更加明确并且迅速传导至中国。它相继出售了能够赢利的啤酒、调味品业务，把主业聚焦在饼干、水和乳制品上。

    2001年，王佳芬同意了达能以合资酸奶公司换取在光明的5%股权。如果这是一个完整的计划（最终目的是不断扩大的股权），达能的耐心的确可怕。3年后，范易谋由达能首席财务官转任亚洲区总裁。他的任务是“继续加固达能在中国的业务，保证达能在中国实现可持续增长”。这一年，达能收购了梅林正广和50%的股权。2006年，汇源和蒙牛加入。

    2004年到2006年，达能在中国的销售额增长了30%。

    滞后的本土金融体系仍然在某种程度上还在帮助达能扩大它的版图。最近获得高盛、摩根斯坦利和英联3家投资银行7300万美元联合投资（购得30%股权）的太子奶集团董事局主席李途纯认为，国内银行的放贷条款明显歧视中小企业。能够从银行贷到款的朱新礼也不满意。“中国企业的融资渠道非常窄，没有投资人，基本靠银行，受政策影响太大。银行今天给你一个亿，明天又要把一个亿收走，中国的民营企业，万般无奈才走这个（合资）路。像蒙牛，不得不搞‘对赌’协议。”朱认为，中国有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完全可以从中拿出1000亿或者500亿来扶植中小型企业，但是很遗憾，没有这个机制。朱新礼从银行能得到的都是短期贷款。“银行只给你一年，而且只能用11个月，不到11个月的时候就得赶紧把钱拿来，然后第二年再批下来。企业买地、建厂房、买设备、做品牌做市场，5年才能一个循环。这对你影响多大？企业都不敢大发展。”达能进入后，汇源得到了荷兰银行为期8年的7000万美元贷款。“蒙牛也好，我们（汇源）也好，跟我们合作的人赚了几十倍几百倍走了。”朱新礼说。

    但形势还是发生了变化。李途纯说，在投资银行进入之前，有国际产业资本愿意以60亿元现金购买太子奶51%股权并以美国上市公司的股票换取其余49%。在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李途纯选择了后者，因为他要“控制企业发展的方向”。相较娃哈哈，李的选择余地更大，相较乐百氏，李的“民族情结”更重。

    秦鹏与王佳芬争夺了15年，与汇源谈了3年，按照他的说法，每一次谈判和合作都可以写一本书。现在，他还有这么多时间从容度过自己的“买办”生涯吗？

    从光明转向蒙牛，达能只用了一年时间。你要51%？好吧，我先要49%。朱新礼认为这是一个“聪明的选择”。

    或许达能并不这么想。提高速度并不必然意味着失去耐心。

    就在采访结束后的第七天，达能正式“踢”走了其在日本合作分别长达27年、14年的合资伙伴——日本食品制造巨头味之素和日本饮料巨头可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