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训练和制度性激励，使之具有“国际观、中国心、专业能力、本土功夫”。用洋人的办法与洋人共处，是挟洋发展的最好方法，一大批网络公司借风险投资登陆国际资本市场，迅速蹿升就是很好的例证。当然要完成这一步，政府合理的经济政策也是前提条件。换句话说，如果政府不对民营资本的发展环境给予必要的保护，不对它们借用国际资本市场的通道给予政策支持，或者不对外国资本在国内对重要行业的并购行为有所关注和限制，恐怕没等到民营资本学会以正确的姿势奔跑就中途夭折了。

    河流三：修炼内心

    摆脱原罪，强化道德伦理，融入新经济。

    跨越历史的河流，创造民营资本的新传奇，还有一项最重要的挑战，那就是民营企业家要正视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勇于挑战自我，改造自我，从而突破自我，开创未来。具体说来有三个方面的工作不得不做。

    其一，从内心深处到企业管理方式都彻底摆脱“原罪”的禁锢。所谓“原罪”，主要指民营企业在获取第一桶金时采取了今天看来不合乎法律政策或道德习惯的行为方式，后来所有的公司业务、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仍然受到最初行为（原罪）的约束。应当说这对民营资本的创办者是一个非常大的自我限制。当社会舆论和道德指责一再加诸于身的时候，民营企业往往会自馁和放弃，甚至好罐子破摔，一走了之（资本外逃）。我认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最终需要两方面的努力：一方面是民营企业要正视自己的历史，尽快转变观念，明确战略，完善治理结构，依法经营，守正出奇。另一方面是政府和社会的态度。“原罪”大多是改革开放初期第一代民营企业的历史遗留问题，只要政府始终像近日强调的——政府不会主动扩大“原罪”的论争，并且试图有所作为，而且继续鼓励民营企业安心经营、改善形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是早期的“原罪”问题依照现行法律也会过了追诉期，用不着政府再来宣布是否赦免。这一代人过去之后，社会舆论就会不断因为“阳光创业者”的成功故事而扭转方向，给民营资本以更广阔的创富空间。

    其二，用资本家精神取代传统的商人精神。中国民营资本要强大起来，也必须建立自己的“新教伦理”，使自己在商业伦理和资本精神方面健康和强大起来，形成自身的道德优势。中国民营资本长期形成的是一种商人的精神，不是资本家的精神。商人的精神重在谋取私人家族利益、强调私人关系、建立私交、结成私党、谋取私利；而资本家的精神实际上是创业者、投资者、资本家、社会资本家，追求一种创新、一种社会财富。现代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追求的是建立一种制度对制度、系统对系统、专业对专业的阳光下的博弈关系。

    此外，过去在中国商人文化当中，商人与社会的关系只局限于乡邻和周围的人，接触面很窄，基本是在一个地缘和亲缘的社会里；商人赚了钱一般不是回馈给社会大众，而是回馈给私人（乡里乡亲）或周围的人（朋友、兄弟）。而现代企业家则是要让自己变成企业公民，肩负的社会责任应该是公众利益，并且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赚到的钱再回馈给社会，回馈到一切公共利益之中。

    其三，借助经济全球化和网络时代的全新格局，迅速改变思维方式和竞争战略，使企业全面融入新经济。“好风凭借力，送我上云天”。无锡尚德施正荣、北京百度李彦宏等一大批高新技术企业中的新型民营企业势力就是拔得头筹者。网络和新经济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机会，使得原本很年轻的中国民营资本能够迅速与国际资本市场接轨，不仅创造与欧美高新技术企业几乎完全一样的创富神话，而且能够使这一神话建立在一种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之上，确保公司和财富的持续增长。

    在中国，国有资本将会长期主导中国的经济，但只有民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