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著名的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也提出：生意做得一定要有“官门路”（政府靠山）和“财门路”（银行融资）。

    战略管理大师迈克·波特认为：竞争的成败取决于企业与其特定的供应商及分销商共同形成的价值网络。但是，西方的理论大师毕竟不了解中国国情。对于中国民营企业来说，价值网络的核心不在于供应商、分销商等上下游企业，而在于政企关系。掌握了价值网络的核心，就掌握了经营管理中的高端势力。

    民营企业如何借助政府关系来取势呢？典型的做法是：通过政府关系，解决发展过程中土地、贷款、上市、特许经营权等瓶颈问题，或者获得政府采购、税收优惠、财政补贴、产业基金扶持、临时性大额资金周转等直接经济利益。这些资源和利益正是转轨时期民营企业迅速发展壮大的强大动力。

    明白这一点，就可以避免走入“只搞企业，不搞政治”的误区。这种观点在农民企业家孙大午案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在检讨自己因集资问题而锒铛入狱的原因时说：“贷款的渠道无非两项，一是你有政府关系；二是你没有关系，自己能拉关系走通也行。这两个我都没有走通。”所以，借势是民营企业掌握政企关系的第一要诀。

    2．明道：避免过分依赖。

    密切的政府关系虽然是民营企业快速发展的强大动力，但是如果对政府关系依赖过深，则会给民营企业带来更大风险。

    在近现代商业史上，晋商曾经取得了“纵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界五百年”的辉煌成就，这其中当然离不开与清政府的良好关系。晋商的票号不仅拥有官银的独家经营权，而且作为清政府的“提款机”，甚至在八国联军入侵时慈禧太后的逃亡经费，也由晋商承担。由于晋商对清政府的关系依赖太深，使得他们未能在现代银行业商业模式的更新中走上独立发展道路，而是随着清政府的衰落而衰落了。

    现代民营企业如果既能借助政府的势能，又能够摆脱对政府的过分依赖，真正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也就是民营企业把握政府关系中的“明道”。

    积极主动地承担社会责任是民营企业塑造自己的企业形象、提升企业价值，并与政府主管部门积极合作求得共赢的重要手段。但这一手段至今尚没有得到有效应用。民营企业虽然以赢利为中心，但民营企业的发展之道恰恰不能只盯着赚钱。企业给投资者的可持续回报，必须基于全面的社会责任，或者说全面正确的公共关系。全面正确的公共关系就是着眼于为政府、银行、媒体、员工、消费者、中间商、供应商、社会公众、行业组织等利益相关者提供相应的价值，从而为企业营造和谐的环境。

    3．优术：做好“问题管理”。

    “优术”体现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

    宏观方面，要把握政府的宏观调控意愿和政策，顺势而为；中观方面，要把握政府的产业政策进行有针对性的投资和经营；微观方面，要扎实做好日常管理。

    宏观方面，尤其要在分析预测政府的调控政策基础上顺势而为。铁本的失败虽然直接原因是土地违规，但实质上却是对宏观调控的错误预期所致，如果不在宏观调控的特殊时期，类似的土地违规可以通过补救或其他温和的方式“纠错”。

    中观方面，尤其要大力开发既能体现政府导向，又有赢利空间的业务。例如，蒙牛乳业就提出了“乳业兴农”的口号，而获得了内蒙古、河南等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当地政府把土地、厂房资源几乎无偿地提供给企业使用，就是因为蒙牛乳业为当地农民的脱贫致富带来了希望。

    民营企业家们着眼于“识大局、抓大事”，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由于中国的民营企业大多数管理体系不健全，所以经常出现内部小问题演化为大危机的现象，这使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