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法。中国当时市场上日用品中的新产品是比较少的，许多产品甚至是十多年、几十年的老面孔。官方认为这和价格体系有关。当时的制造业是不参与定价的，而是由商业部门（国营的批发业）负责，这样就造成了产品好坏或者销路好坏与价格无关的情况。

    永久牌自行车是当时的名牌产品，十三型是当时很好卖的一种车型，但这种车型的成本要比一般的平车高15元，工时也要增加一倍，但出厂价只高21元。工厂为了完成利润任务，只能多安排生产一些平车。缝纫机也是如此，一些厂家如果要生产受欢迎的新产品，反而会导致减少收入。

    这种价格和分销体系造成的问题就是导致了工厂只愿意生产成本低、产值高、利润多的产品，但这些产品又是大路货，销售并不好，从而导致了积压。上海第一百货曾对41类轻工产品做过统计，1966年经销的品种是1439种，1977年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186种。

    中国当时的分销模式叫作“统购统销”、“统收统支”，商业部门不管产品好坏，统统包销，这种做法所导致的问题在1979年已经开始严重起来了。价格需求曲线无法体现，市场里买不到好产品，工厂也不愿意生产急需产品。

    “有关部门的同志”已经开始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产品就应该严格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一个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术语——来计价，价格要与产品的社会劳动消耗大体接近，应将生产的成本等因素考虑在内。他们认为这样才有利于企业扩大再生产，多生产群众需要的新品种。对于那些滞销产品，一些人认为可以降价，受欢迎的产品则可以提价。

    包销制也开始受到质疑，一些人小心翼翼地提出“经济合同制”、“批发市场”、“厂店直接挂钩”、“产销见面，共同议价”等等意见，并且特别地提到了“应该充分运用价格这个价值杠杆”。人们热切期盼着新产品能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市场供应更加丰富多彩。实际上，市场经济已经在悄悄地萌芽。

    俞雷：营销管理专家，财经作家，《案例》特约作者，著有《逃离外企》、《最糟糕情况下的营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