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没有想到，改革的局势会在年初就急转直下。

    Charles·Abrams是第一个感受到这股寒流的美国商人。就在上一年的《财富》杂志，他还被描述为“去中国淘金的新美国梦的成功代表者”。这位时年57岁的纽约不动产交易商在中国成立了一家贸易公司，在拜访了中国四十余次后，他得出结论说，中国就像一个巨大的公司。他得到了中国很多官员的热情接待，他从他们那里得到了数家国有企业的白皮书，甚至包括一些价值上千万的初步定单合同。因为这些合同，他还成功地从纽约的股市上募集了2500万美元的资金。

    可是在第二年的《财富》上，Abrams则成了另一则坏消息中的倒霉蛋。报道称，“北京最近大规模暂停了很多主要产业的合同，这一行为挫伤了很多中国公司，也让很多试图在这里赚钱并开始动作的美国公司蒙受损失。”而Charles·Abrams就是其中的首当其冲者，他拿到的很多定单合同一夜之间变成废纸。

    三年前成为中国第一家改革试点企业的首钢是国营企业中最早受到冲击的企业之一。在过去的两年多里，首钢的利润净额平均每年增长45.32％，上缴利润和税金平均每年增长27.91％，企业呈现出兴旺的迹象。然而，麻烦事很快出现了。4月，国家经委、财政部、物资总局、冶金部等八个单位联合发出通知，对全国钢铁实行严格限产，首钢的减产任务是36万吨，占上一年度总产钢量的百分之九。厂长周冠五不得不下令投产不久的二号高炉停产。

    憋气的事情还不止这一件，就在限产任务下达的同时，北京市副市长张彭又赶到首钢，他带来了市里的指令：由于政府财政紧张，作为北京市工业企业的“带头兵”，首钢今年的上缴利润要力保达到2.7亿元，比上年增长9.3％。周冠五拿着纸和笔算给市长听，“把首钢的全部家底都抖出来，满打满算利润最多2.65亿元，都缴上去了，企业留成一分没有，职工的福利更飞到天上去了。”可是，张彭也很坦白地说，“今年市里日子过不去，就是要给你们加加压。”

    第一次宏观调控的到来

    日子突然会过不去，这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

    经过将近三年的改革，中国在政治上完成了一次“洗礼”，改革派成为舞台上的主流，通过对“四人帮”的公开审判更是让全民对左倾思想深恶痛觉，在农村，起灶于安徽凤阳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大面积普及，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在城市，国有企业的改革试点面越扩越广，在零售商业领域出现了零星的个体经济。按当时很多观察家的话说，“是开国以来少有的很好的经济形势”。而与此相伴的，中央财政却出现了严重的困难。最显著的标志是1979、1980年两年连续出现巨额财政赤字，据《中国经济年鉴(1981)》披露的数据是，1979年赤字170余亿元，1980年120余亿元。到1980年物价稳不住了，商品价格上涨6％，其中城市上涨8.1％，农村上涨4.4％。

    究其原因，财政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变革过程中所带来的。为了改善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水平，在过去的三年里，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的“亲善政策”，包括职工提薪、奖金发放、安置就业、政策退赔、农产品提价以及扩大企业和地方财权等。使财政支出大幅增加，与此同时，经济的复苏势必带动基础建设的复兴，各地的基建规模不断扩大，渐渐到了预算无法控制的地步。而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改革一方面让中央财政的收入少了一大块，另一方面，这一改革的总体成效又实在让人不能满意，1980年底，胡耀邦督派中央办公厅专门组织了一个调查组对四川、安徽、浙江的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进行调查，拿出来的调查报告《经济体制改革的开端——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