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没有充分解决这种个人激励与合乎道德行为之间的失调。该法案规定，公司对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官要有一套道德准则，这是想当然地以为，可以通过立法让公司循规蹈矩。可是事与愿违，自安然(Enron)事件以来，立法与治理准则的大量增加，反而鼓励了公司建立一种合规文化，使问题变得更加糟糕。

    今天，道德与治理已被简化成了打勾练习，许多准则也成了玩世不恭的公关任务。有太多董事会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公司道德官，道德官则又将定义公司价值观的任务外包给了咨询公司。随后，这些“价值观”又被公司董事与雇员忽视，被认为是毫无意义的吹嘘。虽然不是每家公司都这么玩世不恭，但即使是那些认真对待道德问题的公司，由于兼并、产业剥离及裁员可能带来的企业变化，也很难让雇员坚守核心价值观。

    对某些人来说，确保他们规规矩矩的唯一途径就是严厉的司法惩治。但对多数商界人士来说，问出正确的问题才是让道德文化真正有效的起点。

    ■在你自己、股东和受该商业决定影响的各方之间，有没有潜在的利益冲突？增加透明度有助于加强道德行为。

    ■这一决定是否会伤害到任何受影响的人？你能否做些合理的事，来减轻这种伤害？

    仅仅依靠法律还不足以确保公司行为不会违背更广泛的社会利益。法律确定的总是最低要求的普通规范，与经济和市场的变化比起来，仍显落后。而且公司活动还有外在性的副作用，目前仍未得到市场以及法律法规的充分监管。因此，我们需要比法律更高一层的合乎道德的行为，特别是在那些经理人面临两难选择的灰色地带。

    公司治理准则在大量涌现，商业道德也是个迅速发展的行业。但公司行为改变了吗？丑闻还是层出不穷：最近一段时间来，花旗集团(Citigroup)、美国国际集团(AIG)、大众(Volkswagen)以及SK公司(SK Corp)，都不得不在行为不道德的指控面前为自己辩护。与此同时，公司董事薪酬和向离职高管支付昂贵分手费的现象有增无减，而公司业绩却没有任何相应改善。演员们把提词掌握得更好了，但他们似乎忘了剧情。为什么会这样？对于财务和商业上严重的道德缺陷，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应当做些什么？

    去年，MORI在英国的一次调查显示，仅有42%的机构投资者在得到提示后表示，在做投资决定时，它们会考察企业领导是否诚实和正直；而在没有提示时，这一数字下降到了6%。

    ■从员工、股东、交易对方、客户，到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和环境，这一商业决定都将影响到谁？

    那些在上一个股市繁荣期被指犯了滥用市场交易时机的人们，也许忘记了第一个问题。在那次股市繁荣时期向客户吹嘘新股发行的人们，则没有考虑第二个问题。当花旗银行(Citibank)的欧洲公债交易商们试图在2004年9月份操纵市场，从中牟利时，或许没有问过自己第三个问题。

    据总部位于伦敦的商业道德研究中心(Institute of Business Ethics)称，有道德的领导人应具备的品质是：坦率、公正、勇敢、诚实、善于倾听。如果所有经理人都具备这些品质，那就太棒了(这倒真是个白日梦)。但比个人魅力更有效的，是一个合理的、能让人行为符合道德标准的框架。我们认为，这做起来并没有听上去这么难。一个简单的起点是，决策者应照例对所有商业决定都提出质询，比如该决定是否会对任何人造成伤害，是否受到了某些潜在利益冲突的影响，以及是否有不利于他人的图谋等。

    与此同时，我们仍然需要注重改变个人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