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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中国,回来了
我们转身也进了工厂。为什么冒险搞工业?因为种田实在挣不到钱。当时全村人拼死拼活,农业总产值24万元,而只用20个人办的小五金厂,3年后就达到了24万元的产值。”1978年,吴仁宝盘点过华西村的家底,共有固定资产100万元,银行存款100万元,另外还存有3年的口粮,这在全国的数千乡村中国可谓富甲一时,在当时,一包烟的价格是0.2元,整个江阴县的工农业总产值也仅仅数亿元而已。

    就这样,吴仁宝用一种很特殊的方式改造他的家乡,1978年月,《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的显赫位置再次报道了华西村,题目是《农民热爱这样的社会主义》,同时还配发了“本报评论员”文章《华西的经验说明了什么》,这是当年度这家“中国第一媒体”对全国乡村最高规格的报道。吴仁宝那些不受保护、偷偷摸摸的五金作坊成为了日后燎原中国的乡镇集体企业的胚胎。

    我们把视野放得辽阔一点便不难发现,在当时的中国,吴仁宝其实并不孤独。在素来有工业传统的江浙一带,一批小工业作坊——没有人做过确凿的统计,如果我们用“上千个”这个概念应该不会太偏离事实——已经星星点点地冒了出来。在浙江,钱塘江畔的萧山县,鲁冠球创办的农机厂已经悄悄渡过了它十周年的纪念日。

    在这里,我们必须提醒读者一个事实:中国民营公司的成长从一开始就有两个源头,一是华西式的乡村集体政权及其企业组织,二是鲁冠球工厂式的自主创业型企业。在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吴仁宝和鲁冠球是中国乡镇企业最耀眼的“双子星座”,但是他们的起点却相去甚远,前者始终依托在村级政府的肌体上,而后者的崛起则大半是个人创造。这种差异在一开始并不起眼,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乡镇企业”一直是他们共用的一个概念,直到“企业产权”的归属成为一个问题时,他们的命运才开始向不同的方向飞奔,这自然是1990年之后的话题了。

    萧山虽处鱼米之乡的江南却是江沙冲击出来的小平原,人口众多而地力贫瘠,鲁冠球生来对种地毫无兴趣,他自小流浪乡里,先学打铁,后修自行车,25岁那年,他东借西凑4000元,带着6个人办起了“宁围公社农机厂”,并自任厂长。宁围是他出生所在地,在他将近50年的职业生涯中,这位日后著名的“中国企业常青树”把公司办到了大洋彼岸,自己却从来没有离开过这块土地。

    鲁冠球办厂,可以说真是从一穷二白起家。工厂没有地方买原材料,他踩着一辆破自行车每天过江到杭州城里,走街串巷地收废旧钢材,有时候就蜷在一些国营大工厂的门外一整天,有厂里不要的废钢管、旧铁线扔出来,就宝贝一样地拣回去。生产什么,也是有上顿没下顿,一开始做了一千把犁刀,跑去向农机公司推销,一进门就被赶了出来,因为他没有“经销指标”。那是一个铁桶般的计划经济年代,生产什么,购买什么,销售什么,都要国家下达指标,指标之外的物品流通便属“非法”。精明的鲁冠球东钻西闯,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条活下来的缝,那就是为周边公社的农具提供配套生产,如饲料机上的榔头、打板,拖拉机上的尾轮叉,柴油机上的油嘴,要什么做什么。

    到1978年,雪球慢慢滚大,鲁冠球的工厂竟已有400号人,年产值300余万元,厂门口挂着“宁围农机厂”、“宁围轴承厂”、“宁围链条厂”、“宁围失蜡铸钢厂”等四块牌子,到这一年的秋天,他又挂上了“宁围万向节厂”。四周的农民恐怕没有几个弄得清楚失蜡铸钢、万向节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在后来人看来,从农作耕地到初级工业化之间,鲁冠球似乎已经在费力地搭建自己的企业基石。

    让人犹为惊奇的是,只有初一文化水平、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企业管理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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