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个人知道王老爷在家中藏了多少现金，甚至连王大都不知道。有关父亲的钱财情况，王大所知道的，只是两年前过世的姨夫谭先生曾从香港汇过几次钱到美国来。而自姨夫去世以后，父亲再也没有收到来自中国的汇款。但是他从来都没看到过父亲为钱的事发过愁，也很少看到他与人谈论自己钱财的事情。在心情好的时候，他会像强盗掏枪一样快速地掏出一张百元美钞给自己。王大在加州大学学习经济学的四年期间，经常被父亲的财政体制搞得糊里糊涂。他从来没有自父亲的手上接过一张支票。当他需要钱的时候，得到的总是一张张崭新的百元美钞。不论是交学费、交伙食费、交住宿费，他用的都是百元大钞。有时，这些百元美钞还真是让他感到不好意思。

    然而，他的父亲始终未曾想过用钱宠坏他。他在大学读书时，口袋里的钱被限制在每个月五十美元以内，而且老人家要求他每个月都要开列账单。账单上须逐条记下每项支出，虽然不用十分详细，但是必须诚实。有一次，因为好奇，他在一位菲律宾同学介绍的妓女身上花了五美元。他厌恶那次的经历，也被困扰了好长一段时间；此外，他也不知道此项花费该如何在账单上支列。最后，他的记载是这样：“美国在校大学生根据经济学的观点施展实际性生活的体验——五美元。”父亲对这笔账从来也没有提出过疑问。

    在受过了四年美国教育之后，王大也接受了不少美国的观念，其中之一就是要自我独立。毕业以后，他为继续接受父亲的资助而感到羞耻。这种态度使他的父亲感到大惑不解。在中国，父亲或儿子谁较有钱谁就该接济对方，而彼此间互相接济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没有人会感到羞耻。“你现在打算做些什么？”父亲在他毕业后问他。

    “我想找个工作。”他告诉父亲。他带着崭新的毕业证书，沿着加利福尼亚大街、蒙哥马利大街和桑瑟姆大街奔波了几个星期，试图找寻一个适合于他专业的工作。在经过三十多次短暂面谈之后，只有一家保险公司对他稍感兴趣。但是，当他们发现他不会讲广东话时，马上决定不录用他。在知道了自己的劣势之后，他下定决心要开阔自己的眼界，把自己的经济学置于脑后。因此，他在渔人码头的一家美国餐馆找了一份洗盘子的工作。当他回家宣布这项独立性的工作时，他父亲为其工作的性质所震惊，差点儿昏倒在地上。“我不许你去做那份工作！”他吼叫着，“我们家没有人可以去给别人洗盘子……”

    王大又奔波了两个多月，努力寻找一份坐办公室的工作，结果仍是一无所获。最后，通过姨妈谭太太的调解，他重新回到学校，进入了加州大学的医学院。他对这门新的学科并不中意，但这可使他至少在五六年内用不着再去寻找工作。他父亲也觉得满意。在他眼中，尽管对西医评价不高，但总觉得医生这个职业还算不错。

    在加州大学医学院，王大碰到最大的难题是爱情。他以前曾经谈过恋爱，但所受的创伤一次比一次严重。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至少他在柏克莱读书的时候并不怎么为恋爱的事情烦心。到底是因为住在旧金山而有着较多的社交机会，还是因着年龄的增长而对生活更加认真，或者是因为自己已到了最渴望女人的年龄？他搞不清楚。他喜欢美国女孩；她们对他具有一种强烈的吸引力，特别是在生理上。一些美国女孩还会送他身着泳装的照片，他喜欢她们，但他知道父亲绝对不会允许他娶一个美国人，他也知道，许多美国父母也不会允许他们的女儿嫁给中国人。他和许多美国女孩约会，但都从来没有认真过。他非常喜欢和她们在一起，觉得她们既放得开又有情趣，不像那些和他约会过的大多数中国女孩那般不解风情。中国女孩，特别是从大陆来的，通常拘谨有礼，有些女孩十分自负，知道华人中的男女比例使她们处于有利的地位。王大知道“男女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