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春，一个远在南海边陲、毗邻香港的小渔村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在此之前的地图上几乎找不到它的名字，没有人想到这块弹丸之地日后会成为中国最具活力的“经济发动机”。

    邓小平为这个地方发明了一个新名词——“特区”，其主旨无非是政策先行。早在1978年底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就曾提出“让一部分城市先富起来”，只不过当时少为人注意。他一口气列举出十多个城市，第一个就是深圳。邓小平选择与资本主义世界只有一河之隔的深圳作为开放的突破口无疑是一次新的冒险，也是他“摸着石头过河”的又一次尝试。“特区”的提出，意味着邓小平开始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之路，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由于“天高皇帝远”，东南沿海远离内地，计划经济影响弱，即使实验失败也无关大局。

    深圳的巨变本身就是一部鲜活的中国改革开放史，最早来深圳淘金的移民们都将从此展开自己的戏剧人生。

    深圳特区初创时，除了特殊政策，国家只有3 000万元贷款，这点钱还不够搞2平方公里的“三通一平”，于是深圳方面想到以地换钱。1980年1月1日，深圳签下第一块土地出租协议，但在当时却被认为是“卖国行为”。终于有人在厚厚的《列宁全集》中查出列宁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住宅、工厂等等，至少是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交给个人或协作社使用。同样，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虽然是用改变过的形式，转交给社会。”

    据说当时深圳的干部几乎人人记得这段语录，有考察和质问者远道前来，他们就流利地当场背诵。1982年，特区人把一块巨大的广告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树在蛇口管委会门口，这一标语迅速风靡全国，成为那个时代最经典的改革口号。

    土地迅速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最早登陆的香港商人首先尝到了甜头。按照深圳制订的土地使用费标准，价格仅相当于河对岸香港的1/11。深圳用这笔钱削掉土丘、填平沟壑，开通公路，通电、通水、通邮政。据统计，从1980至1985年，深圳实际利用外资12.8亿元，累计完成基建投施76.3亿元，建成了—大批新的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工程，初步形成了九个工业区。香港商人纷纷涌进特区办厂、开公司，南风自此一路北上，开放之势再不可挡。

    事实上，随着深圳等一系列经济特区的出现，大量的资本和人才向东南地区聚集，与此同时，一个市场转型期所特有的经济怪胎——“倒爷”——也随之浮出水面。在那个火热的年代，“倒爷”往往是一些神通广大的人，他们不仅对商品价格有着最直接的敏感，而且非常擅长在灰色地带进行各种各样的“寻租”活动，他们中很多人轻快地游走于北京和深圳之间，一夜暴富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最终，这群“倒爷”像蚂蚁一样把僵硬的计划流通体系啃得遍体鳞伤。

    在各路“倒爷”们的推波助澜下，深圳很快成了人们趋之若鹜“卖全国、买全国”的“大本营”，一些内陆省份的政府纷纷到这里开设贸易公司，巧妙利用深圳的优惠政策进行货物的倒卖流通。香港亚洲研究中心的陈文鸿博士在一项研究中发现，当初蛇口工业区管委会主任袁庚等人提出的深圳四个发展目标到1983年都已渐渐偏离：“产品以出口为主”，实际上进口多于出口4.84亿美元；“引进以先进技术为主”，实际上引进的主要是中国香港、日本的被淘汰不用的设备；“投资以外资为主”，实际上外资只占投资的300%，而且绝大部分是港资；“结构以工业为主”，实际上当年深圳工业生产总值为72亿元，而社会零售商品总额为12.5亿元，做生意赚的钱比工业多得多。

    尽管深圳特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