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方米的小房间里。他信誓旦旦地对领导说：“将来我们要成为一家年产值200万元的大公司”。创业之初，他像个没头苍蝇一样骑着自行车每天在北京街头瞎转。他先是在单位大门旁边摆摊兜售电子表和旱冰鞋，然后又批发过运动裤衩和电冰箱。

    这一年1月，邓小平来到已是早春天气的广东。就在不久前，北方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租界的由来》的长文，影射深圳特区是新的“租界”。其后又有文章提醒，要警惕中国出现新买办和李鸿章式的人物。很多来深圳参观的老干部惊呼：“深圳除了五星红旗还在，社会主义已经看不见了，一‘特区姓‘资’不姓‘社’了。”

    在珠江三角洲，一个小县酒厂的厂长李经纬因为到广州出差看到人们喝可口可乐，于是萌发了办饮料厂的想法。他偶然听说有人开发出了一种“能让运动员迅速恢复体力，而普通人也能喝”的饮料，便找上门要求合作。不久，一种被誉为“东方魔水”的饮料健力宝开始风靡全国，此后15年，这种饮料一直被视为“民族饮料第一品牌”。同样是在1984年前后，军医大学教授赵新先带着自己的产品在深圳笔架山下开始新的事业，并一度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制药企业老总。

    也正是在这一年，随着改革从农村向城市推进，人们不无惊异地发现，中国的第一代企业家们纷纷上路了，日后很多名扬一时的公司均诞生在这一年。后来，人们将其称为中国现代公司的元年。

    在惠州，从华南理工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李东生利用一个简陋的农机仓库开辟自己的工厂，与香港人合作生产录音磁带，日后成为赫赫有名的家电公司tCL。在广东顺德的一个小镇，只有小学四年级学历的潘宁以零件代模具，用汽水瓶做试验品，凭借手锤、手锉等简陋工具打造出了中国第一台双门电冰箱。试验成功那天雷雨交加，他独自一人冲进大雨中号啕大哭。

    客观地说，在整个邓小平时代，政府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一天也没有停过，无论是承包制还是厂长经理责任制；但由于产权不清，单纯靠“内部改造”提高效率的思路最终无法奏效，那些试图在既定的体制框架下拯救国企的改革家们曾经风云一时，但最后的结局也只能是昙花一现，正所谓“基因决定命运”。不过历史的另一面是，正因为有了国有企业的步履蹒跚，才给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提供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机会。

    这一次，邓小平要亲眼看看特区究竟变成什么样子了，他一路上不讲话，也不表态。

    1984年3月24日，福建省国有骨干企业55位厂长、经理联名发表了一份呼吁书——《请给我们松绑》，并在《福建日报》上全文刊登。他们抱怨“现行体制的条条框框捆住了我们手脚，企业只有压力，没有动力，更谈不上活力”，异口同声地要求“松绑”。其具体要求，一是人事权，企业管理干部除工厂正职由上级任命，副职由厂长提名、上级考核任命，其余干部通通由企业自行任免，上面不得干预；二是财权，企业提取的奖励基金由企业自己支配使用，有关部门不得干涉；三是企业自营权，在完成国家计划指标的情况下，企业自己组织原材料所增产的产品，允许企业自销和开展协作，价格允许“高进高出”、“低来低去”。当地政府当即下文表态：

    “不当新‘婆婆’，坚决搞改革，支持‘松绑放权’。”一周后，北京的《人民日报》在二版头条显著位置报道了55位厂长、经理呼吁“松绑放权”的消息，还配发了相关的“编者按”，对福建省有关部门重视呼吁大加赞赏。

    就在第一代企业家开始创业的时候，“笼子”里的国有企业却依然是政府的“老大难”。

    这封“公开信”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的议题，呼吁通过扩大权力调动企业经营者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