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5月，一本名为《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的政论著作横空出世，首印5万册就在20天内销售一空。这本书的五位作者都还只是大学毕业不久、30岁上下的文化青年，他们在书中对美国超级大国地位提出了强烈的质疑，美国驻华使馆还专门约请作者交谈。这在当时被视为中国民族主义思潮高涨的一个象征性事件。

    乐观的气氛始终弥漫着整个商业界，人们相信奇迹可以瞬间诞生，一夜之间就可以打造出一个帝国。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竞标大会上，一位去年刚刚因夺得“标王”而名噪一时的酒厂厂长满怀豪情地说道：“1995年，我们每天向中央电视台开进一辆桑塔纳，开出的是一辆豪华奥迪，今年，我们每天要开进一辆豪华奔驰，争取开出一辆加长林肯。”最后，这家酒厂以令人瞠目的3 .212118亿元蝉联“标王”。当有记者问投标数字是怎么计算出来的，他爽快地回答：“我也没怎么算，这就是我的手机号码。”

    此时的中国有理由自豪，人们目力所及的是一幅玫瑰色的前景，消费市场空前活跃与繁荣，本土公司充满活力和激情。在全球范围内，中国的渐进式改革看上去也是最成功的。

    北方的俄罗斯经济正陷入困境，自1992年推行“休克疗法”和大规模私有化经济改革以来，俄罗斯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宏观经济持续下滑。为了支持叶利钦政府，西方提出了102亿美元的紧急援助计划。《新闻周刊》在一篇报道中写道：“中国正在每一个领域制造令人惊奇的巨大影响，从台湾海峡到美国商店的地板，这都是1979年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的时候所没有被预见到的。一个强大的中国开始出现。作为一股经济力量，中国正进入和改变着全球市场，有些时候甚至制定了他们自己的游戏规则。”在很多人看来，“中国世纪”的脚步声已经倾耳可闻了。受乐观景气的影响，上海的股市从年初的537点上涨到了11月的1200点。

    中国经济的复兴是市场型新兴企业集体崛起的结果，与此同时发生的事实是，那些老牌而陈旧的国有企业则已经彻底跌入了谷底。发生在最大工业城市上海的景象是一个缩影。从1990年到1999年，上海一直在进行“退二进三”（退出第二产业，进入第三产业）的城市战略转型，大量的工业企业被解体或迁出中心市区，这是一个十分痛苦和艰难的过程。

    近10年间，创造过无数辉煌的上海纺织业先后破产终结41家，销号200多家老企业，棉纺锭从原来的250万锭压缩到70万锭，60万纺织职工（主要是女性工人）下岗分流。这期间，上海失业人口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9.53%，其中1990年到1995年间的年均增长率更是高达13.17%而这仅是登记失业人数。

    上海的景象在国内其他老工业基地大量存在，必须记住的是，数以千万计的老国营企业职工们为城市经济的改革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在这期间，“上市指标”成为政府救活国有企业的“最后一把米”。在上市的过程中，国家财政及银行对企业的拨款或贷款，先变成了债权，接着又变成了股权，然后通过股票发行都一股脑地卖给了股民。它一方面让已经陷入绝境的国有企业再次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另一方面还“意外”地解决了居民储蓄增长过快的“笼中虎难题”。

    当最危险的时刻来临，政府对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发生了实质性的逆转。尽管国有企业通过股票市场“输血”得以暂时维持，但由此也使新兴的资本市场成了一个冒险家的乐园。为了拯救数十万国有企业，中央政府最终决定采取“抓大放小”的战略，“放小”就是借鉴“诸城经验”，而所谓“抓大”，就是全力扶持那些从市场中冲杀出来的国有企业，把它们尽快送进“世界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