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一个令人百感交集的百年世纪终于走到了它的“末点”。美国《财富》杂志十分机敏地宣布，将把一年一度的《财富》年会放在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上海举办，时间是国庆大典前的9月底。这是国际知名传媒机构第一次把全球性年会选在中国举办，它的主题非常符合人们的想象——“让世界认识中国，让中国认识世界”。

    从宏观经济来看，中国的表现也让人充满期待。东南亚各国还没有从金融风暴的眩晕中清醒过来，俄罗斯经济再度爆发危机，南美的巴西也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里，  中国可谓“一枝独秀”。随着各项刺激经济的措施逐渐见效，消费市场重新活跃，房地产市场的复苏对各个产业的拉动效应渐渐呈现出来，新一轮的经济高速增长周期到来了。

    资本市场向来是宏观景气的“晴雨表”，而在中国，这个“晴雨表”却常常投影在扭曲、诡异的哈哈镜里。

    1999年5月19日，一个看上去不会发生任何新闻的平常日子，持续委靡了700多天的中国股市突然惊醒，一根阳线起势突然，继而凌厉，一拉就是32天。这期间，央行宣布降息，《证券法》开始实施，一向谨慎的《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要求大家“坚定信心，规范发展，珍惜股市的大好局面”。向阳锣鼓声声敲，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上证综指一举冲到1 700点，涨幅超过50%。随着“5-19行情”的突如其来，股民终于看到了盼望已久的曙光，但一批精明而又大胆的“庄家”也呼啸出笼了。

    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庄家这朵“恶之花”是一个制度性的产物。首先，那些当年体质羸弱、因“解困”而上市的国有企业是庄家得以存活的第一要素，这些企业上市不久便再度陷入困境，因此沦为所谓的“壳资源”。其次，中国股市自创建以来，由于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存在很古怪的流通股和非流通股两种股权，而且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比例较高，约为2/3，并且通常处于控股地位，其结果是同股不同权，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存在严重缺陷，极易产生“一股独大”、甚至“一股独霸”现象。非流通股的存在让庄家们能够以非常低的代价和灰色的手段轻易控制企业。再者，监管机制的不成熟更是让所有无法无天的炒作手法满天飞。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股市最流行的名词是“题材”，你只要敢于想象、胆大妄为，就可能成就一番“事业”。

    这些凶猛的庄家往往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他们无一不是编故事的高手，在一个拥有大量散户的股市里，后者无疑是任人宰割的“羔羊”。由于极大的信息不对称，庄家常常躲在幕后用一个个令人眼花缭乱的题材操纵股价，甚至利用媒体为自己选中的股票造势，一个个奇迹就这样被轻易地创造出来。其次，他们中不乏资本运营的高手，在他们看来，这个世界上没有比股市更吸引人的盈利场了。他们常常利用那些名存实亡的“壳资源”，以及未流通的国有上市公司法人股，然后以低廉的价格幕后收购，从而以最快的速度打造金融与实业混合经营的帝国。

    一位风云一时的庄家曾自创一句格言：“但凡拿我们的生命去赌的，一定是最精彩的。”极盛时，他控制的三只股票五年之内均全数狂涨10倍以上，而自己则从这种坐庄活动中总计获利数十亿元。但其实，他旗下的这三家企业即使是在效益最好的年份，净利润之和也不过24亿元，远远算不上是“效益奇迹”。为了维持高股价，这位庄家一面不断在资本市场上发布购并公告、夸大实业整合的绩效，以此为稳定和抬高股价的炒作手段，另一方面又创办和控制了多家信托金融机构，同时在银行、证券、金融租赁、保险、基金等多个领域，通过种种合法或非法的方式开展委托理财业务。这种灰色及不规范的运作模式，让庄家渐渐衍变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