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3月6日，就在朱铬基总理作完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宣布从此退出政坛的第二天——接替他的是时年61岁的温家宝——，北京市接报到第一例“非典”病例，一个叫SARS的“幽灵”侵入中国。

    这是一种传染性极强并有可能导致猝然死亡的严重急性肺炎，一旦发现一个疑似病例，当即要进行大面积的整体隔离。科学家们还没来得及搞清楚病原的时候，SARS已经在中国迅速蔓延。从广东、香港到北京、上海，几乎每天都有死亡病例出现，到4月28日，仅北京市就确诊病例1 199人，疑似病例1 275人，死亡59人。一时间，抗击“非典”成为举国上下的头等大事，整个上半年，全中国的正常生活和商业活动全部被打乱，每一家企业都在惊恐中度过一个又一个难熬的日子。

    恐慌一直持续到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解除对北京的旅游警告。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的一位售货员兴奋地贴出一张庆祝标语，上面只有四个字：“中国真牛”。

    让世界感到真正“牛”的是，尽管遭遇如此猝不及防的灾难，2003年度的中国经济成长竟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从数据上看，前两个季度的经济受疫情冲击，增长速度下滑到6.7%，而到第三季度很快就实现了强劲的反弹，到年底，GDP的增长率达到9.1%，不仅高于前一年，甚至是“1997年以来增长最快的年份”。旅游、航空、餐饮及文化娱乐等服务业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然而，药品、食品、纺织、电信等产业则得到了意外的商机。实际上，“非典”后的强力反弹喜忧参半，一方面反映出中国经济的内在活力，另一方面已显露出经济过热的苗头。

    “中国制造”仍在世界范围内大行其道。据美国科尔尼企业咨询公司一项统计，“中国制造”已在集装箱、家电、电子玩具等领域的上百个产品市场以第一的份额傲视全球，其中，集装箱为90%，DVD播放机为80%，玩具为75%，礼品为700%，体育用品为65%，自行车为60%，微波炉为50%，彩电和冰箱都为30%。

    在外贸势头强劲时，房地产行业的暴热成为拉动内需的第一动力。在沿海一些城市新开发的楼盘里，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一群群人举着“温州购房团”的小木牌，像买菜一样地买进中意的房子。上海《东方早报》刊文《温州千亿民资全国炒楼》，记者称，“10万温州人在全国各地炒楼，动用民间资金约1 000亿元。温州约有8万多人在全国购置房产，其中至少90%以上是炒楼。保守预计，炒楼群体在7万人以上，以企业白领、政府官员家属及公司负责人为主……按照回报率15%计算，1 000亿元投资客可净产出150亿元，这比任何一个产业都要赚钱，可谓温州第一产业。”温州人所到之处房价迅速攀升，而当一个城市的房价上涨到相当程度时，他们又像蝗虫一样向下一个城市扑去。

    城市化浪潮的快速推进，购房大军源源不断，市场有效供给的不足，随着房价节节攀升而带来的恐慌性购买……所有这一切，都使中国的房地产业赶上了一个千古一遇的黄金时代。

    与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香港和台湾一样，在经济高速成长的通道里，最具景气特质的地产业必定会成为成长最快、也最暴利的集中地。在2003年的《福布斯》“中国大陆百名富豪榜”上，人们十分惊愕地看到，以房地产为业务（或涉及房地产）的富豪多达40人，前十大富豪中的房地产商（或涉及房地产的商人）竟占了六人。难怪在民间流传着这样的话：“一个人只要做过房地产就什么也不愿意做了。”

    “中国制造”与地产热直接营造出一个内外俱旺的经济景象，一个非理性的繁荣周期又来了，但与之伴生而来的，却是各种原材料和能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