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黑锅论”颇能够自圆其说，并道出了一定的事实，但是，这肯定不是事实的全部。

    因为，温州货的问题绝对不能全部归咎于流通环节的不畅或“北方人”把他们的名声搞臭了，否则以温州人的精明，问题早就解决了。

    幽灵到底因何而生？

    当我们回眸浙江专业市场的发展长河时，我们便有了更深层的发现。

    我们发现，浙江专业市场的产品被视为假冒货或伪劣货而屡屡遭到曝光，是在1986年以后，而那正是农村专业市场进入全盛期、市场产品首次面向都市消费群大规模进入城市的时候。

    这是新一轮“农村包围城市”。丽在这一进军中，市场货却遭到了出乎农民意料的强烈抵触。

    在此之前的市场货，绝大多数是面向农村市场销售的，它主要由两大类组成：

    一类是把城市里的积压产品或废旧原材料“激活变新”。

    这一特点在当年的温州十大市场身上体现得非常突出，如宜山再生商品的原材料是城里工厂不愿回收的腈纶布脚料，萧江的编织袋生产是城里工人不愿做的苦力活，柳市的低压电器则是被国家明文规定的报废电器，等等。

    而桥头纽扣市场在这方面更为明显。桥头最早交易的纽扣大多是商场积压的低档纽扣，桥头农民曾经把辽宁阜新百货站积压了10年的500万粒纽扣和广州百货公司批发部积压了20年的24吨纽扣全部变成畅销货。很显然，这些积压了10年、20年的纽扣已不可能在城市中畅销，它们的去向只能是农村市场。

    另一类则是由乡镇企业生产的低档廉价小商品。

    当时，在市场中曾有两句话很风行，那便是：“别人不要的我要，别人不生产的我生产。”这里的别人就是指城里的国营和集体企业，也就是说，浙江省最初的乡镇工业是以生产国营企业不屑生产的日用小商品起步的，哪怕是义乌、绍兴等市场，其早期销售的产品也无不是以低档廉价为特征的。

    这样的产品，在农村销售时，农民对它们的接受根本不存在任何的障碍。当广大农村已设覆盖之后，它们便又大胆鲁莽地涌向了城市，特别是涌进了大中商场，这次，它们遭到了迎头一击。

    从城里人的角度看去，说这些市场货是“假冒伪劣”似乎并不为过。

    首先，它们在农村销售时大多没有或不重视品牌。有资料显示，80年代末，在来福门市场上销售的温州皮鞋，仅有“宏顺”、“东方红”、“东风”等五六个牌子，其余的仅有产地，而无品牌。进入市场之后，农民销售员迅速地发现了这个短处，而他们的弥补手法也非常地简单：要么花点钱向城里的企业买些商标贴贴，叫做“挂户经营”或“联合经营”，要么索性从外国杂志中找一些世界名牌，一冒了之。这难道不就是名副其实的“假冒”？

    其次，这些产品的低价往往是与低质相联系的，进入城市后，像那种“两元钱买个面子”的消费观念并不能为成熟的都市消费者所接受，再加上流通渠道的层层加价，称之为“伪劣”，好像也不太冤枉。

    这样的假冒伪劣，套用一句城里很流行的歌词则是：我们的农民兄弟们“真的不是故意的”。

    在浙江数千家专业市场中，尽管有个别造假制劣者，但95％以上的经营者是诚实的，他们仅仅希望城里人能够喜欢他们的产品、来买他们的货。然而，市场就是这样地严酷，当不适当的商品出现在不适当的场合的时候，产销者就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