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项竞赛也是以主人们的富有程度为背景的。因此，寻找温州椅子坟有了这样一个当地人共知的规律：哪个村镇最富有，那里的坟墓就最辉煌气派。”

    这样的故事，似乎已经没有继续讲下去的必要了。

    1981年，浙江农民人均收入为280元，到1996年，已增加到3463元。自1985年开始，国家统计局每年公布一次全国各省市农民人均收入情况，从那一年至今，浙江农民已经连续得了11次第一。

    在这里，我们愿意提供几则新鲜的人物传奇。

    “满山遍野白花花的，便是闻名天下的温州椅子坟。这些堂而皇之，居高临下，傲视天地的椅子坟包藏着的，不只是温州人祖先们的骨血。这是来自传统的精神的流向，这也是来自市场的新财富的流向。沿着这条一眼可见的线索，可以发现不同文化精神交锋、交融的重要秘密。

    一毛：冬天是过膝的裘毛大衣，夏天是狐毛短裙。

    像这样的灰色幽默，在浙江跑一圈，就几乎可以编一本书了。

    一度，婚嫁之际，女方父母先要参观对方家的“阴宅”。

    物质和金钱，给它的创造者带来了令他们眼花缭乱的电器、楼房、家具和声光享受，同时，物质和金钱，也让它的创造者在光怪陆离之中，越来越难以驾驭自己了。

    “这里，也是不亚于市场的一个激烈竞争的战场。你的大，我的比你还要大，你的漂亮，我的比你更漂亮，你修了祖先的又修自己的，我修了祖先的修了自己的，还要再修儿子的。

    浙江农民的钱袋子跟脑瓜子一样，在全国是出了名的。

    于是，一只潘朵拉的欲望之盒打开了……在浙东沿海某村，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事。

    一道汤是海鲜大盆中漂浮一只百元美钞折成的小船，是为“一帆风顺”；另一道汤是海鲜大盆中再浮一小盆，上面有规则地摆了十只进口手表，在座各位一人一表，是为“表表心意”。

    1987年，美国《时代周刊》记者苏珊·蒂夫特在浙江市场走马观花三天，回国后写了一篇不无惋惜又有点幸灾乐祸的报道：在那里，弃农从事小型手工业获得了成功，然而，贫富悬殊的不断增大，带来了类似西方国家存在的恶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浙江人的坟墓成了外省人议论纷纷的一道风景。山西籍报告文学作家麦天枢曾用很惊讶的笔触描写道；“船行瓯江，迎面扑来的成千上百的坟墓，是人们对温州的第一印象。

    一天，市场某摊位上出现了一条罕见的黄鱼王，当即引起轰动。当地有风俗，如果谁家能吃到黄鱼王的鱼胶，必能交一世好运。于是，一场竞价就开始了，从一万元，到两万元，一路上扬。这时一些外村的渔民也参与进来，一开口竟喊到了十万元。这个村子的人憋气了，但一家又舍不得买，一阵商议，村里的六位大户“挺身而出”，合资以12万元的价格买下了黄鱼王。

    我们愿意说，他们才是当代农民的代表。在这场乡土革命中，农民不但在经济上翻了身，更要紧的是，他们在改造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他们自己。

    似乎在一夜之间，世界在富裕起来的农民面前突然变得陌生起来。

    曾经是金钱荒漠的山村乡间，就这样在短短十多年间热闹了起来，“阔气”了起来。

    时光之轮转到90年代，一句由浙江人唱出来的顺口溜，更是让他们的钱袋子曝光于全天下：“万元户贫困户，十万元户刚起步，百万元户马马虎虎，千万元户是真富。”

    暴富，对缺乏思想文化准备的人来说，仍是一个“不能承受之重”。

    毕竟在当今世界的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下，对奢侈的追求都不会绝迹，而种种丑恶和腐败都会像细菌一样腐蚀每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