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颁布《轮台罪己诏》的两年后，公元前87年，一代大帝汉武帝郁郁而终。公元前81年2月，汉帝国的朝堂之上举办了一次关于盐铁专营政策的公开辩论会，在中国经济史上，这可以说是最伟大的一次经济政策辩论会。一个叫桓宽的人详实地记录了辩论的内容，写成一部流传至今的奇书--《盐铁论》。

    辩论的一方是六十多位来自全国各地、反对国营化政策的儒生，另一方是桑弘羊和他的属吏。桑弘羊是武帝最倚重的财经大臣，他出生于洛阳商人家庭，据称心算天下第一，他十三岁就入宫充当“侍中”，此后六十多年间，一直身处内廷之中，几乎参与了武帝时期的所有经济决策，可谓是汉武盛世的最大财经功臣。汉武帝对臣下猜忌无度，生杀予夺，曾在十年间换了六任大农令，其中诛杀两人，只有桑弘羊署理财政后再无更替，时人评论说，武帝对他言听计从，好比当年越王勾践对文种和范蠡那样。在后世，桑弘羊与商鞅、王安石一样，是一个评价两极化的人物，有人赞之为“兴利之臣”，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理财大师，也有人斥之为“乱国酷吏”。武帝在世时，就有儒生对桑弘羊恨之入骨，有一年天下大旱，有人上书献策曰：“烹弘羊，天乃可雨。”

    在这场大辩论中，时年七十四岁的桑弘羊明显处于被攻击的守势，桓宽真实地记录了他当时的种种表情，如“大夫默然”、“作色不应”、“缪然不言”、“悒悒而不言”、“勃然作色，默而不应”、“俯仰未应对”、“怃然内惭，四据而不言”等，显然是一副被告的模样，他前后发言一百三十多次，均是为专营政策作顽强的辩护，这也成为后世研究武帝变法的最生动和宝贵的原始资料。

    群儒反对国营化政策的理由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

    一是指责盐铁、均输、平准等是“与民争利”，造成官商勾结，物价沸腾，民间经济萧条；

    二是国营企业生产和经营存在重大弊端，其商品要么不适民用，要么质量低劣，各级官吏则强买强卖；

    三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权贵经济，形成了一个背靠政权，以国营为名，通过特权攫取庞大利益的经济集团，他们的权势大于朝廷重臣，他们的富足一点也不逊色于范蠡之辈。

    群儒所提出的这几点，在桑弘羊看来，都不意外，他一一予以回应和驳斥。在他看来，这些人来自民间，都没有治国的经验，只能提出国营化的弊端，却提不出有建设性的意见。他提出了著名的“桑弘羊之问”：如果不执行国营化政策，战争的开支从哪里出？国家的财政收入从哪里得？地方割据的景象如何化解？而这三项不正是治国者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最重要课题吗？为了表示自己与满口“仁义道德”的儒生们的观念对立，桑弘羊在一百多次的回应中，从来没有使用过“仁义”二字。

    在西汉时期，知识界对商鞅的评价已颇为负面，唯独桑弘羊对之褒扬有加，在《盐铁论》中专门有一章《非鞅》，辩论双方就这一并不久远的历史人物进行了激烈的争辩。与儒生的观点截然相反，桑弘羊认为商鞅“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尽西河而民不苦”，真正做到了“不赋百姓而师以瞻”。

    在《盐铁论》一书中，桑弘羊的经济思想得到了一次淋漓尽致的呈现。或许是商人家庭的背景，或许是天赋所在，桑弘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工商业看成是“富国之本”的人，这比管仲又进了一步。

    他提出“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要让国家强大何必依赖于农业，要让百姓富足何必用井田制这样的笨办法？又说，“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利在势居，不在力耕”--致富之道在于谋略，不在于身体的辛劳；利润的获取在于积聚效益，而不在盲目蛮干。他甚至认为，工商不畅，农业无从发展，国家财政也失去来源。他甚至一点也不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