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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酒释兵权”的政策利弊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74页。</a>

    注释:

    赵匡胤的办法就是收缴军权,他借着一场酒席把兵权统统收缴到了中央,由“兵在藩镇”改为中央养兵。在中央与地方的集权——分权制度安排上,这是一个极大的创新。

    不过也有人从另外的角度给予评价,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就是两千多年的中华文化,宋代是为巅峰时期。王国维的说法也跟他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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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宋至明清乃至民国,军费支出不堪重负一直是治国者最头痛的事情,是为“兵政之患”。在当代“兵政之患”似乎不太严重了,可是公务员却越来越多,于是就有了“吏政之患”,这些都是大一统制度与生俱来的遗传病。

    然而,兵权收上来之后,旁生出另外一个大问题,那就是中央从此要养兵。宋朝养兵140万,是历代养兵最多的(清朝养了80万兵,其中八旗20万,绿营60万)。这140万兵,有80万禁军布防在首都汴梁(今河南开封)附近,里有一个“豹子头”林冲,他上梁山前是“八十万禁军教头”,这80万是个实数,不是虚数。在北方边境有60万厢军。这140万个精壮汉子,加上马匹粮草,基本上就把中央财政给吃了个大半。所以,朱熹就说:“自本朝罢了藩镇,州郡之财已多归于上。……财用不足,皆起于养兵。十分、八分是养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中。”即财政收人的百分之八十用在了军费开支上。

    历代政权一直在探索权力分配的方式,商鞅的郡县制度解决了人事权,中国就此告别了分封制,进入了一个中央集权时代。但是从秦汉、魏晋南北朝到唐,地方割据势力对中央的威胁从来没有消失过,唐朝最严重的是“安史之乱”, 此乱之后,中央就一直对割据无能为力。唐亡以后是五代十国,五十多年里冒出来十多个国家,群雄逐鹿,天下愁苦。到960年,赵匡胤终于用“杯酒释兵权” 的办法解决了这个大难题。

    此后,地方藩镇从此再没有力量挑战中央。自宋一代三百年,没有发生过一起地方政府造反的事件,明朝两百多年也没有发生过,清朝只在康熙年间有过吴三桂事件,但其发生不是出于制度性的原因。也就是说,从960年一直到1860年前后,将近有整整九百年的时间,中国再也没有发生地方挑战中央的事件。所以,四大制度的第一个制度从此被定型,这在政治上彻底保证了中央集权的稳定性。1860年之后,藩镇势力再起,则与镇压太平天国有关,八旗、绿营等中央军乏力,湘军、淮军等地方武装迅速壮大,并有了厘金制度,地方有兵有钱,中央的麻烦就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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