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
朗读
暂停
+书签

视觉:
关灯
护眼
字体:
声音:
男声
女声
金风
玉露
学生
大叔
司仪
学者
素人
女主播
评书
语速:
1x
2x
3x
4x
5x

上一章 书架管理 下一章
千年第二回的“延和殿廷辩”
    讲述至此,大家就知晓宋代的治理逻辑了:中央要防止地方作乱,就需控制兵权,要控制兵权就要养兵,要养兵就要增加财政收入,要增收就要壮大国有专营事业,壮大了国有事业,民间经济就势必受到挤压,同时造成权贵经济的泛滥。在大一统的治理模式之下,这似乎是一个无法打开的闭环逻辑。

    所以宋代开国一百年以后,毛病就出现了。第一个是贫富差距拉得很大,穷人很穷,富人很富;第二个是土地兼并,全国一半以上的土地掌握在少数家族手上。而财政收入跟不上政府支出的增长,捉襟见肘,于是就要改革。

    搞改革的皇帝是宋神宗,登基时20岁,很年轻。中国历代搞激进式大改革的皇帝大多是年轻人,比如秦孝公、汉武帝、唐德宗、宋神宗,还有之后的清光绪帝。年轻人血气方刚,敢于大破大立。宋神宗找的操盘人就是王安石。

    王安石在当时并不是主流人物。中央有很多大儒,年高权重,暮气沉沉,都是既得利益者,朝廷又“百年未尝诛杀大臣”,故而骄纵得很。宋神宗要打破格局,就要找一个另类,有勇气、愿意担当、敢于打破所有陋习的人,破坏所有的既得利益。王安石正是这样的人选,他常年在地方工作,个性骄傲,胆子很大,他对宋神宗讲过一句胆大包天的话:“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与商鞅的那句“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颇可以前后呼应。

    宋神宗登基是在1068年,第二年就开始变法了。当时,在中央政府内部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政策辩论,具体的地点就在首都汴梁的延和殿。中国是“国有企业的故乡”,可是关于这一制度的利弊、国家到底应该在国民经济中扮演什么角色,这种制度性的思辨,在决策层面却很少进行。之前,在公元前81年有过一场盐铁会议,桑弘羊与众贤良脸红耳赤地大辩论过一次,一千多年后,延和殿是第二次,再下一次辩论将发生在遥远的1945年。也就是说,“千年辩一回”。

    历史上把这次辩论称为“延和殿廷辩”,争论的双方是王安石和司马光——当时国内知名度最高的两位知识分子和政治家。辩题是:工商经济那么发达,可是国家却很弱,在朝廷,中央财政是“讨饭财政”,在民间,贫富差距那么大,土地兼并很严重,怎么办。

    两个人的办法,简而言之,一个是开源,一个是节流。

    王安石认为,中央一定要把经济权力收起来,学习商鞅,学习汉武帝,学习刘晏,进行高度集权的国家主义改革。司马光认为,要治理国家其实很简单,只要中央财政节俭一点,然后以农为本、藏富于民,天下就会太平,这是经典儒家的观点。两个人在延和殿吵得不可开交。王安石嘲笑司马光等人不懂为国理财。司马光说:“我不认为把天下的财富聚集到政府的口袋里是件好事情,你的这种办法是要祸害老百姓的。”王安石说:“不会啊,我这个办法叫作‘民不益賦而国用饶’。”

    司马光听到这里当场就跟他翻脸,他说:“这话是桑弘羊讲的,桑弘羊就拿了这句活去欺骗汉武帝,所以导致武帝晚期盗贼并起,被迫下《罪己诏》,国家差点灭亡。”在司马光看来,天下财富是有一个定量的,不在民间就在政府,两者存在内在的争利关系。他的这个观察,在经济思想史上很重要,其实到今天,还是有争议的。在1068年,王安石与司马光之辩止于此,没有再深入下去,其实由此展开去,可以对中国的国有经济制度和财政模式进行真正意义上的辩论。

    年轻的宋神宗夹在两个大思想家之间摇摆不定,一会儿觉得王安石讲得很在理,一会儿又认为司马光是对的。不过,六个月后,他还是选择了王安石,任命他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实施大变法。

    <hr />

    注释:
上一章 书架管理 下一章

首页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简介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目录 > 千年第二回的“延和殿廷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