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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种新政的实施，让宽松的经济环境不复存在，自由工商业者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民国学者王孝通在《中国商业史》中一言以蔽之——自王安石变法之后，“商业早入于衰颓之境矣”。

    王安石还听不得不同的意见，不过他比商鞅好一些，后者杀人杀得河流变色，王安石只是把反对变法的人全部赶出京城。司马光就被赶到了洛阳，他在那里住了十五年，写了一本。当时舆论很开放，大臣都很放肆，司马光写书写累了，就写公开信《与王介甫书》骂王安石，王安石看到以后，马上写 《答司马谏议书》，如礼回送。当时朝中执政大臣有五位，大家把这五个人叫做 “生老病死苦”，除了王安石是“生”的，其余四个人都没啥用。王安石还亲自拟定科举考题，把变法思想掺进去，最夸张的是，他还把自己的像搬进孔庙，给孔夫子做“陪祀”。

    由此种种可见，王安石实在是一个非常强悍的集权主义者。变法搞了17年，到1085年，神宗驾崩，哲宗继位，皇太后和哲宗都很反感王安石，就尽废新法，重新启用司马光。

    司马先生回来后干了一件很有趣的事，他任命了一个叫李公择的人当户部尚书，李公择是研究小学的，对财政知识一窍不通，这好比从北京大学考古系找了个教授来当财政部长，于是朝野哗然。司马光解释说：“我就是要用这样的办法来告诉大家，中央的政策变化了。”由这个细节可以看出，儒家在经济治理上是多么无能，经典儒家从孔孟以来，在理财上一直找不到办法，翻来覆去说的都是“以农为本、轻徭薄赋、仁义治国”。儒家反法，反得很猛烈，甚至不惜以性命相搏，可是，一旦掌握了权力，却又提不出新颖的建设性方案，这就是中国历代经济治理的一个重大冲突点：儒家“君君臣臣”的思想在政治上对中央集权制度形成了支柱性的作用，可是在经济思想体系上却无法匹配。

    哲宗登基一年后，王安石就郁郁而终了，四个月后，司马光随他而去。反对变法的人拿不出治理经济的任何方案，到了哲宗九年，朝廷重新启用以蔡卞、蔡京为首的王党。蔡卞正是王安石的女婿。

    蔡京是国史上出了名的贪官和奸臣，他把王安石的国家主义推到了极致，并毫无悬念地转型为权贵经济。在这个世界上，人性的贪婪都是需要制度基础的，好的制度会遏制人的恶，反之则会催化和放大之。在这个意义上，比人的贪婪更可怕的是制度的贪婪。大清官王安石创造了一个贪婪的集权制度，他的后继者就会把这种贪婪和集权推向极致，并必然地产生异化，这是一条“惯性之路”。

    蔡京就做了很多极端化的事，他将盐、茶两业完全地实施国家垄断，不与民间分利，使之成为少数利益群体的独享之物。江淮一带是全国最主要的产茶区，蔡京将之全部变成官市，不许民间经营，有一年，他觉得现行的盐钞制度让民间盐商分到了太多的利润，于是就悍然下令，废止现行的盐钞，那些手中握有旧盐钞的商人在一夜之间变成赤贫，上吊跳河者不乏其人。

    从王安石开始变法的1069年，到蔡京被罢官的1126年（靖康元年），极端的国有专营制度的实施前后长达57年，而这又正是北宋帝国由半衰走向灭亡的57年。1127年，北方的金军攻破汴梁，掳走宋徽宗、宋钦宗，北宋就这样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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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