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治国者有特别发达的“专制智慧”，他们真正发现了“专制的秘密”：政权要稳定，危险无非来自两处，一曰外患，一曰内忧。除外患，断绝一切联系是不二法门，所以要把国家变成一个铁桶。解内忧，控制、削弱民间的组织力量是关键，所以要把人民打成散沙。

    铁桶阵和散沙术，是明清治国者的两大法宝。

    要打造铁桶阵，办法就是闭关锁国。中国这个国家，北境接草原，西域峻岭沙漠，南连热带丛林，东凭太平洋，在地理上非常容易形成封闭，只要“北修长城，南禁海运”，就可与世隔离。

    明朝建立以后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北面修万里长城，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沿边设九个防备区，叫九边，驻扎重兵。从此，自汉唐之后就绵延不绝的“丝绸之路” 自渐堵塞，中国与欧洲不再往来。欧洲人在失去陆地商贸的大通道后，被迫面向大海寻找出路，欧洲经济告别地中海时期，开始向西部，继而向北方拓展。在这一意义上，欧洲文明日后的走向，应当“感谢”明王朝的闭关政策。

    南面禁海运，则需要一点儿“自宫”的勇气。

    明初建时，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海港泉州港和最强大的海军，经济和政治势力辐射到整个西太平洋地区。根据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研究，在15世纪前后，西太平洋地区出现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以白银为统一货币、无关税壁垒的政治经济联盟，这是当时世界上覆盖面最大、人口最多和结构最稳定的区域性国际体系。中国与周边的六十多个国家形成了一种“朝贡秩序”，即由宗主国（中国）提供国际性安全保障，朝贡国对中国表示效忠，因而不必保持常设性军事力量。从1405年开始的“郑和七下西洋”，其实是明王朝对这一联盟体内的“东南夷”南部诸国的一次大规模巡检，六十二艘九桅大帆船和近三万名随员的庞大舰队呈现出无与伦比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进一步巩固了明帝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宗主国地位。

    历史的转折时刻出现在1492年，也就是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的59年之后，明廷下令“闭关锁国”，沿海人民从此不得与来华的番船发生任何交通、贸易行为，第二年，明廷敕谕今后百姓的商货下海，即以“私通外国”治罪。1585年，朝廷甚至发布过一道命令，声称谁要建造双桅杆以上的船只，就视同叛乱，处之以死刑。中国的海军体系自我毁灭，在造船技术上的进步从此戛然而止。

    巧合的是，也是在1492年，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带着西班牙国王给中国皇帝和印度君主的国书，向正西航行，到达了美洲的巴哈马群岛，伟大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开始了。哥伦布的船队只有三艘船，八十八个人，准备不足，方向不明，却开启了一段新历史。在西方史学界，1500年往往被看成是古代与近代的分界线，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描述道：“16世纪初期，中西欧诸国能否在世界民族之林脱颖而出，显然未见端倪，东方帝国尽管显得不可一世，组织得法，却深受中央集权制之害。”他用十分吊诡的笔调描写中同的闭关锁国：“郑和的大战船被搁置朽烂，尽管有种种机会向海外召唤，但中国还是决定转过身去背对世界。”

    清朝建国于1644年，继续了明的锁国政策。它本身就来自东北，且与蒙古达成“满蒙一家”的战略合作，所以北患比明朝要轻得多。在南面，清廷为了压迫和封锁盘踞台湾岛的郑成功集团，于1661年、1662年和1664年，三次颁布“迁界禁海令”，宣布“片板不许下水，粒米不许越疆”，山东至广东沿海老百姓内迁三十海里，形成了一个隔火地带。施琅打下台湾后，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宣布开海贸易，设立了广东、福建、浙江和江苏四大海关。到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由于沿海贸易日渐活跃，特别是东